1965年12月3日，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向全球发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外债的国家。

然而，谁又能料到，仅仅一年之前，我国已圆满偿还了向苏联所欠的最后一笔债务，总额高达六十亿卢布。

这巨额债务的源头，竟可追溯至志愿军英勇豪迈地跨越鸭绿江之际，手中所持的各类武器装备。

自1950年3亿美元的贷款启动，至1964年全面偿还，苏联在这十年间对华援助的计算方式究竟是怎样的？

翻开账本，即便是当时的我国领导人，亦被其中所呈现的数字所震撼。

01 莫斯科的智谋：3亿美元贷款背后的精明考量

1949年12月，新中国仅诞生两个多月，我国代表团便踏上驶往莫斯科的列车。此行目的清晰明确：寻求资金、技术支持与援助。

那时的中国，物资匮乏，工业根基脆弱，甚至连一家真正规模的钢铁厂都屈指可数。若非有苏联这位“老大哥”的支持与协助，要进行国家建设，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苏联看来，他们并非笨拙。经过二战的消耗，自身债务缠身，怎么可能轻易赠予中国资金？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苏联也不愿轻易放弃。

历经66个昼夜的激烈谈判，双方终于握手言和，达成一致。苏联承诺向我国提供一笔总额达3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年利率仅为1%，还款期限设定为10年。

在那个时期，这样的条件无疑是相当优渥的。美国的商业贷款年利率通常介于6%至8%之间，而苏联所提供的1%利率，简直可称之为业界良心。我国代表团心中暗自庆幸，看来建设资金的难题终于得以破解。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同步签订了价值高达12亿卢布的贷款协议。以当时之汇率计算，12亿卢布的数额相当于3亿美元。

我国对于这笔贷款的运用方向有着明确的规划：购置设备，推进工业化进程，助力新中国的建设。苏联方面亦表示坚定支持，承诺将协助我国兄弟国家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未曾料想，半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得原本旨在经济建设的贷款，其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争转经济贷款为军火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的战火蔓延，朝鲜战争由此爆发。紧接着，在10月19日，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迈过鸭绿江，投身于这场捍卫国家主权与和平的伟大斗争。

举国上下共为这一壮举倍感荣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志愿军所持的武器装备，其中绝大部分系以资金购置所得，而这笔资金，更是通过借贷而来。

志愿军在出国前所配备的装备，其状况实难令人放心。主力武器多为抗日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式装备，如汉阳造步枪，以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物资，子弹更是捉襟见肘。面对装备先进的美军，我方所拥有的这些物资显然不足以应对。

我国迫切需要武器装备，而苏联恰好拥有现成的军工产品。本应是互利共赢的良机，然而斯大林的回应却令中国方面感到出乎意料。

武器虽可提供，却需支付相应费用。此外，价格将按照半价标准进行计算。

斯大林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朝鲜战争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应该共同负担费用。说白了，就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各付一半钱。

当时的中国面临这一安排，压力不容小觑。自新中国成立仅一年有余，国家财政收入总计不过65亿人民币，而此刻需骤然承担起庞大的军火开支，的确显得力不从心。

战争已悄然打响，谈判的空间无从谈起。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军事贷款协议，贷款总额高达12.35亿卢布，专款专用，用以采购朝鲜战争中所需的军事物资。

这仅仅是序幕。随着战事的持续，军火消耗量远超原先预估。1951年4月，我国再次向国际社会申请追加军事贷款。至9月份，我国再度提出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请求。

每一项贷款合约的背后，都映射出中国日益加重的债务压力。

更令人沮丧的是，苏联所提供的装备品质实在难以令人满意。T-34坦克，作为二战时期的旧式战车，其车身之上仍存有欧洲战场上的弹孔痕迹。苏联方面仅是简单地涂抹了一层新漆，便将其运往中国。

我国空军所面临的装备问题更为严峻。起初，苏联所提供的米格-9战斗机，即便在其本国也未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却悉数转交给了我国。面对这些装备，中国空军领导层与苏联顾问现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这架飞机如何能与美军F-86抗衡？这不是让飞行员冒生命危险吗？

听闻此事，斯大林出于缓和两国关系紧张局势的考虑，勉强应允无偿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即便如此，这仍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对中国实施的无偿军事支持。

随着朝鲜战争的落幕，苏联总计向我国输送了64个陆军师及23个空军师的装备。这一援助使得我国背负了高达30亿人民币的军火债务，若以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3亿美元。

这笔债务已超过中国对苏联全部欠款的六成。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仅仅是军事援助的账目，而经济建设方面的巨额款项尚待结算。

03 156工程启航：从蓝图跃升至现实舞台的工业奇观

1952年，正当朝鲜战火纷飞之际，我国着手编制首个五年计划。该计划的核心理念，便是日后声名远播的156工程。

所谓“156工程”，即苏联承诺协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关键工矿业项目。尽管表面看似简易，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每一个细节均需经过磋商，每一笔开支亦需精确核算。

项目谈判的历程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1950年，我们初战告捷，成功洽谈了50个项目。到了1953年，我们又成功拓展了91个新项目。次年，即1954年，我们又追加了15个项目。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最终达到了156个项目的目标。

主导这些谈判的重任主要落在李富春身上，他几乎每次的中苏经济谈判都积极参与其中。苏联总顾问事后回忆道，李富春在历次中苏经济谈判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即便项目洽谈成功，资金筹集依旧面临巨大挑战。这156个项目的资金需求，堪称天文数字，我国的外汇储备显然难以满足。

苏联提出的策略极具务实性：持续提供贷款支持。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中苏两国共签署了10项贷款协定，其中绝大多数的年利率维持在2%，而还款期限则根据协议各不相同，介于2年至10年之间。

这些贷款的用途指向明确：用于购置苏联的成套设备、聘请苏联专家以及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在1950年代，苏联及东欧国家向我国派遣了约两万名各类专家，其薪资亦由我国承担。

诚然，这笔资金的投入可谓物有所值。156工程不仅涉猎广泛，它涉及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船舶、航空、电子、化工、能源、交通和国防等十四大工业板块，其中更有四十四项为军工项目。

最终落成的150个项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工业的类别。以钢铁工业为例，1956年新增的炼钢产能高达142.2万吨，这一数字远超过了旧中国最高年产量92.37万吨的历史纪录。

在短短五年间，中国的钢产量便从1952年的135万吨跃升至1957年的535万吨。相较之下，美国耗时12年，钢产量从127万吨增至501万吨；而英国则用了23年，才实现了同样的增长。

这速度的确铸就了奇迹，然而其代价亦颇为惨重。每引进一台设备，每项技术的转让，以及每位专家的聘请，无不以真金白银为代价。

至1953年年末，周恩来向中央领导层呈报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国计划在1954年至1963年的十年间，向苏联偿还五笔贷款，总金额高达40.08亿卢布。

这一数据令在座众人均感压力重重。须知，195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13亿元人民币，若以当时汇率折算，40亿卢布的数额几乎等同于我国全年财政收入。

项目持续进行，债务亦随之累积。至1950年代末，我国对苏联的债务总额已攀升至超过56亿卢布。

第四章 斯大林离世后的变革：赫鲁晓夫的独到见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一消息传至我国，众多人士纷纷揣测，苏联对华政策是否将有所调整。

赫鲁晓夫执掌政权后，确实为我国带来了诸多新变化。在军事援助领域，他的立场相较于斯大林时期更为宽厚与大方。

1954年，赫鲁晓夫不仅欣然应允向我国提供米格-15的最新改良型号，更是主动提出协助我国打造自主的飞机制造厂。这一举措在斯大林时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更令人欣喜的是，赫鲁晓夫亦答应将部分尖端技术，其中包括核技术，转让给我国。1957年，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核技术合作协定，苏联承诺将协助我国研发原子弹。

在156工程领域，赫鲁晓夫展现出了更为高涨的热情。他不仅增补了15项新项目，更大幅提高了援助的规格，众多设备亦升级至苏联的最尖端产品。

然而，这份慷慨背后亦伴随着代价。每一次新增的援助，都不可避免地增添了债务负担。我国债务的数额正持续攀升。

至1955年，苏联将旅顺的军事设施正式移交给我国，其价值亦被换算为相当于9.8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目前，我国对苏联的累计债务已攀升至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额：高达56.76亿卢布。

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以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为标准，其价值等同于我国3至4年的财政收入累积。

05 债务危机：紧缩开支还债

1958年，中苏两国关系初现裂痕。随着政治立场分歧愈发显著，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亦受到波及。

1960年7月，苏联出乎意料地宣布召回所有在华技术专家，此举中断了众多援助项目。这一决定令我国措手不及，众多正在施工的项目不得不暂停。

中国仍按时还债。

06 令人称奇的债务偿还：15年债务，仅用14年便全额清偿

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如期而至。1964年，我国竟比预期提前一年，圆满偿还了苏联的全部债务。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全球为之震惊。原来，我国对苏联的债务总额高达56.76亿卢布，若计入利息，总额更超过60亿卢布，根据原定计划，直至1965年方能全部清偿。

中国竟在1964年便成功清偿了债务。而这，正是在经济最为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之际。

这些债务的偿还途径主要是通过出口农产和矿产品。即便在1960至1962年间的严峻时期，中国依然持之以恒地向苏联输出大米、猪肉、鸡蛋、水果等农产品，以此作为债务偿还的手段。

在1960至1964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对苏联的粮食出口量高达400万吨以上。这一数据反映出，若以当时每人年均粮食消费量200公斤来衡量，这些粮食足以养活2000万人口整整一年。

更有令人痛心的数据：我国对苏联输出的猪肉、牛肉、鸡蛋及水果等农产品，若在国内留存，足以显著提升数千万民众的营养水平。

可中国还是坚持按时还款，从来没有要求延期或减免。中国领导人说过一句话：我们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讲信用。

在1964年10月的尾声，随着最后一笔债务的圆满清偿，1965年12月3日，陈毅外长向全球庄严宣告：我国已成功跻身于一个无外债国家的行列。

此言一出，国际社会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发达国家，外债问题也普遍存在，而一个尚在发展初期的国家却能实现零外债，实乃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变故接踵而至。正当中国完成债务偿还之际，中苏两国关系便已全面破裂。自1960年苏联撤回专家以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便愈发加剧，直至1969年，边境冲突的爆发更是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冰点。

07 算账：这笔买卖划算吗？

现在可算总账。

在1950年至1960年期间，苏联对中国共计发放了13笔贷款，总额高达56.76亿卢布。在这笔贷款中，军事贷款占据了73%的比重，而经济贷款则占据了27%。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仅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一项，便占用了总贷款的60%。

这些贷款换得了什么？

在军事领域，我军拥有64个陆军师和23个空军师的精良装备，配备超过3000辆T-34坦克，各式飞机逾3000架，以及丰富的火炮、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些先进装备的投入，使得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瞬间跨越了20年的差距。

在工业领域，我们集中推进了150个关键工业项目，这些项目遍及从钢铁冶金到航空电子的广泛领域。其中，44个军工项目的实施，为我国后续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技术领域，得益于近两万名苏联专家的专业指导，我们拥有51792套详尽的技术档案，以及一套成熟的工业管理体系。这些软件资源的价值远胜于硬件设施。

在人才培育领域：数万名中国的技术专家与管理人员历经系统的专业训练，成功孕育出了我国第一代具有现代工业素养的专门人才队伍。

代价是什么？

经济成本：本金56.76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额超过60亿卢布。这一数额相当于当时中国3至4年的财政收入水平。

政治成本：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众多关键技术的掌握受制于他人。

社会负担：为了偿还债务，中国人民经历了数年的艰辛岁月，不得不紧缩开支，同时，大量农产品被用于出口，而非用于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

观察最终成果，此次交易实为明智之选。历经十五载，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蜕变。钢铁产量由135万吨激增至535万吨，并构建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后续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尤为关键的是，经过15年的合作与较量，中国已领悟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维护独立自主。1964年成功偿还债务的事实，恰如其分地彰显了我国独立发展的强大能力。

56.76亿卢布，这笔投资不仅铸就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石，更赋予了国家独立自主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性价比最为卓越的一次学费支付。

自然，这一计算方法尚有另一种视角。苏联借助此类援助，在中国收获了显著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亦为自家的军工产品寻觅了一位庞大的买家。双方各得其所，互有收获。

未曾料想，随着援助的终止，友谊亦随之告终。1964年，中国偿清了最后一笔债务，然而，仅仅五年后的1969年，两国便在边境爆发了武装冲突。这或许正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