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件

作者：于运深、舒云

林彪庐山会后转变

至1971年，我已在林彪的办公室度过了七个春秋，早已成为了一位资深的秘书。

自1970年庐山会议落幕，林彪便愈发隐居深宅，独处一隅，情绪跌至谷底。在西客厅门外墙边，摆放着一台约小型旅行箱大小的八音盒。林彪的住所素来整洁，唯有此八音盒成了例外。叶群言称，这是康生在抄家时特意挑选的。每当林彪散步之际，内勤便会为八音盒上满弦，使之奏出十余首悦耳歌曲。然而，自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便未曾再听过八音盒的旋律。内勤透露，林彪平日里偶尔享用的零食，也再不见他品尝。

1970年，叶群接连调走了三位秘书，分别是郭连凯、张云生，不久后张益民也相继离职。原本工作便已繁重，如今四人的职责悉数落在我一人的肩上，工作量之大，几近于无法想象。我忙碌得如同陀螺一般，以致于完全无暇顾及叶群的情绪波动。然而，林彪的情绪变化却相当显著，他向来沉默寡言，如今更是话不多，甚至不再倾听我们秘书解读文件。他鲜少接见客人，也避免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过多交谈，有时甚至连续数日一言不发。偶尔他观影，也仅是让警卫秘书李文普挑选一些中外战斗故事片中近战的片段，每部电影仅挑选一两部拷贝观看。林彪日常除了外出“转车”，便独自在室内踱步，或是长时间蜷缩在沙发上，显然是愈发郁闷。

近期，林彪亲口陈述了数张便条，内容诸如：保持乐观、心情愉悦、精神活泼；学会转移注意力；最坏的情况也不会太糟，切勿焦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饮食不偏，变换菜式；加强锻炼……林彪指示保密员李根清将这些语句以毛笔工整地誊抄三份，并分别张贴于叶群、林豆豆、林立果的卧室门外。

1971年新春伊始，林彪对李根清下达指示：“请拟一句言辞，悬挂于叶群的卧室内——‘归根结底，无甚大碍。’”李根清前往叶群处索取条幅，叶群却回应：“无需书写，告知首长，我已知晓。”难怪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家湾的查抄中仅发现了林彪的两张纸条，显然，部分指示并未真正付诸笔端。由此可见，叶群并未将林彪的慰藉放在心上。

林彪认为没错，坚持不写检讨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正式拉开帷幕。在4月20日，周恩来同志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相关文件以及毛主席的批示转交给林彪同志审阅，并特地邀请林彪同志与会并发表讲话。紧接着，在4月24日，我向林彪同志汇报了周恩来同志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具体情况。在报告中提到：“会议热切期盼主席和林副主席能够与大家见面，若能发表数语，更是锦上添花。”林彪同志听取我的汇报后，并未立即作出回应。稍后，林彪同志对此作出解释：“关于是否有人暗中捣鬼，这并非我一人所能定论，必须经过他人之口方能确认。我之所以选择不出门、不发言、不与人私谈，并非出于顾虑，而是为了避免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以及避免给人留下可资谈论的话题。”

李根清偶然间将文件递交给叶群时，她正忙于通话。电话那头，她的话语透露出内心的忧虑：“林彪同志近期身体状况欠佳，情绪亦颇为低落，即便晚间服用了两次安眠药，仍难以入眠……回顾过往，众人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给予他极大的支持与赞誉，将他推至巅峰，然而今时今日，却又对他进行打压……”这番言语，无疑道出了叶群心底的真实想法。

在1970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林彪已鲜少亲自审阅文件，许多文件实际上是由叶群指使李根清代为批阅。叶群若愿意亲自处理，便自行批改，其中多数内容仅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自庐山归来后，除了聆听我汇报中央传阅的文件外，几乎不再审阅其他文件。那时，文件常常积压，难以及时上报，只能暂时搁置。一些关键的传阅文件在叶群处也拖延了数日，多数文件最终只能原样退回。

李文普提及庐山会议后林彪曾撰写检讨一事，我对此一无所知，亦不清楚李文普是如何得知此信息的。事实上，有一份以林彪名义署名的检讨书，据称是由叶群口述而成。1971年春，叶群于毛家湾院落中一边晒太阳，一边口述林彪的信件，由秘书王焕礼负责记录。信中大意表达：林彪自责对部队管理不严，性情急躁，今后当加强约束，恪守党和毛主席的教诲。叶群坚称此信系林彪之意，然而，此说法是否属实，并未得到确切证实。尽管如此，叶群口述的这封林彪检讨信并未递交给毛主席，而是被搁置一旁。换言之，林彪实际上并未亲自撰写过检讨信。

在四月的中旬，林彪接见了黄、吴、李、邱等人，他明确表示：“依我之见，你们的立场并无不妥。即便你们进行了自我反省，我也不会责怪，更不会动怒。然而，我自己并不会进行检讨。”

最后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率队对毛家湾进行了搜查，期间发现了一封林彪于1971年5月23日致毛主席的信件。

在信中，林彪向毛主席提出“四不一要”：

首先，在未来的十年内，针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以及大军区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中央及政治局成员普遍可靠），我们将严格执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的四项原则。若个别成员犯有错误，我们将通过党内思想批判的方式予以解决；若他们身患疾病，则可安排他人代为工作；若不幸病故，则提升他人接替其职位；对于长期患病要求退休者，将按照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而“一要”原则则是指在遇到特殊情况时，须执行主席亲自面授的指示。

关于林彪这封信的成稿过程，我不得而知。然而，林彪曾亲口向我透露了信件的核心内容——“四不一要”。我记得当时林彪将我唤至身边，逐一向我口述信件的主旨，那便是“四不一要”。他边思考边言谈，而我则取来一张白纸，将其一一记录下来。

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之后，林彪身边聚集了四位秘书，他们分别是本人、王焕礼、李春生、宋德金，此外还有负责保密工作的李根清。这一团队均能协助林彪进行记录工作。王焕礼是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被调入的，而宋德金则是新任秘书，主要负责阅读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位并未参与庐山会议。我和李春生则是与会成员，尽管林彪并未察觉到李春生与会的事实，但他知晓我参加了庐山会议。鉴于我是资深的秘书，林彪在处理事务时更倾向于找我办理，并且不止一次地表露了他“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愿望。

林彪向毛主席所呈之信中所述“四不一要”，实则出自林彪之口。自庐山之行返程之后，叶群心中忐忑不安，而黄永胜、吴法宪等亦同感焦虑，不知自己将面临何种处置。尤其是叶群，她常在林彪身边提及忧虑，害怕自己会被下放到农村。

对于那些对庐山情况一无所知的秘书，她坚决不允许他们了解任何相关事务。因此，这封信很可能是如同叶群之前两次的检讨书一般，由她找来军委办公厅的人代笔完成的。

“林彪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不仅授意、起草、修订，还在完成后静置了三天，犹豫是否应当递送。林彪曾征询周恩来意见，周恩来反问：‘真有必要这么做吗？’因此，林彪决定搁置此信。”最终，林彪并未将信寄出，叶群则将信件存放在自己的保险箱中。

林彪令客厅贴三“万岁”标语

“就将它们贴在那里。”这成为林彪最后一次让李根清书写字句，不久之后，他与叶群一同前往了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厅宽敞豁达，步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约两平方米的墙面。李根清坐在茶几之侧，早已备好纸笔以待。林彪边走边谈，语气坚定：“请写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三条标语呢？

李根清未曾登临庐山，庐山会议的文件亦未得到分发，因此，他对庐山之上的种种变动一无所悉，既不知晓陈伯达之被揪出，亦未闻毛主席挥毫泼墨，撰写《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的认知里，毛主席与林彪的关系始终密不可分。他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周总理要莅临此地，特意书写这三条醒目的标语，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之事。

自是李根清不便过问。他取来一张大幅纸张，沿中轴线裁为两半，手持粗犷的油画笔，蘸满鲜艳的广告红，依照林彪的指示，迅速以美术字体书写了三条醒目的大标语，字体硕大，一目了然。尔后，他将这些标语用图钉固定于林彪西客厅入口右侧的挂衣板上。此位置乃进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地，无论谁步入西客厅，均能目睹这三条标语。

在我心中，毛主席与林彪的交往尤为特殊。回想起1966年9月，林彪入住人民大会堂之际，毛主席曾向他推荐了自己阅读过的《三国志·刘晔传》中的“郭嘉”章节。郭嘉，作为曹操的谋士，其才智与诸葛亮相仿，为曹操的胜利贡献了诸多策略，并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至于毛主席为何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未曾公开透露。据我所了解，林彪曾向毛主席写信分享了自己对“郭嘉”章节的感悟。

北戴河再访

在北京举办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林彪并未出席。尽管周总理多次动员他出席并发表讲话，林彪却始终没有给予回应。然而，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却渴望能与毛主席进行一番交谈。我们秘书团队都清楚，林彪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想要见毛主席的愿望。李文普回忆道：“林彪情绪低落，曾强烈要求与主席面谈。当时，毛主席那边的电话主要由叶群接听，我们‘林办’内部流传着林彪希望与毛主席会面的消息。然而，毛主席却长时间没有给予回复。林彪性格刚烈，从不轻易屈服。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庐山会议结束后，某日叶群自会议归返，提及欲阅读《何典》一著，声称系毛主席所荐，中央政治局委员亦应一阅。书中有两句名言：“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与“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语句被精心制作成卡片，然而林彪对它们的解读，我们无从得知。

1971年7月17日，林彪与叶群毅然离京，奔赴北戴河。林彪或许一直期盼着毛主席的召见，然而，终究未能如愿以偿。随着气温的攀升，他们不得不选择前往北戴河避暑。

此次我并未前往北戴河，而是选择留在了北京。在启程前，叶群曾对李文普透露：“首长（林彪）已明确指示，我们不宜再留在京城。若黄（永胜）、吴（法宪）二人争执不休，11楼（江青）若向首长（林彪）汇报，情况将颇为棘手。我们应前往北戴河，以避开此等嫌疑，免得他人误以为是我等在幕后操纵。”

林彪及其夫人与家中的工作人员一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其中右下角为林立果的身影。

叶群似用专机如用专车。

林彪、叶群离毛家湾时，一切正常。

8月5日，叶群重返北京301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翌日凌晨，检查结果揭晓，专家会诊后排除了乳腺癌的可能性。自此，叶群的情绪得以提振，次日便在毛家湾热情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宾客。事后，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向叶群坦白，曾提及政变之事，而邱会作则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关于此事，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结论。至1980年审判“两案”之际，吴法宪承认自己曾言过其实，并澄清叶群从未向他提及政变问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前往北戴河与林彪会面。林彪在此期间提出了“强化战备训练”的指示。与此同时，毛主席亲自南巡至武汉，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领导进行了交谈。8月23日，刘丰将毛主席在武汉时所谈不宜让妻子担任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观点告知了林彪的侄子林汉雄。消息迅速传至叶群耳中。“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汉雄因此被监禁了四年，然而经过彻底调查，并未发现他与该事件有任何关联。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致电李文普，表示“北京的形势对叶群不利”，并指示李文普做好相应准备，因为首长林彪计划在9月18日左右前往广州，并要求不要对外透露。8月底，叶群致电吴法宪，讨论了“家庭专政”的问题，并要求军委办事组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为她安排新的工作，表示她将不再担任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并要求吴法宪与黄永胜商议此事。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9月6日晚，叶群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张清林（林豆豆的对象）、张宁（林立果的对象）来北戴河。叶群还专门找林豆豆通话，要林豆豆和张清林当晚去北戴河。林豆豆推托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群发了火，骗她说：“你这么大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还没有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他的病就会好了。”林豆豆只好同意了，她哪里想到，这次去北戴河，遭遇了“九一三”事件。

晚九点钟左右，叶群要求胡萍协助，安排专机接送林豆豆一行至北戴河。据胡萍所述，叶群对待专机的态度就如同对待专车一般，随叫随到，来去自如。然而，飞机与汽车怎能相提并论？即便是普通飞机，起飞前也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绝不可能像汽车那样随意。汽车在地面行驶，可随时停靠；而飞机在空中飞行，若准备不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叶群在9月13日凌晨匆忙登机，恐怕也是基于这种将专机等同于专车的心理。鉴于专机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当晚并未安排专机航班。

9月7日晨，遵照叶群的指示，我负责将林豆豆、张清林、张宁送往西郊机场。大约在9时50分，叶群紧急指示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即刻致电毛家湾，要求将《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若干俄语、英语会话书籍，交由林豆豆携至北戴河。然而，此时距飞机起飞仅剩十分钟。为了等候毛家湾送书，飞机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直至11时40分，飞机才从北京顺利抵达北戴河。叶群坚持让林豆豆务必抵达北戴河，其目的在于让林彪一睹女儿心仪之人，此事在情理之中，我并未深究。在林豆豆等人离去的数日里，毛家湾一切如常。

林立果展示“林彪手令”。

9月8日，叶群来电告知我：“老虎（林立果）返京治疗牙齿，需严守秘密。”她还指示我联络301医院口腔科。回顾“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曾以牙疾为由，三次抵达北京，其中两次我有幸与其相见。而这一次，他于9月8日第三次从北戴河乘机返京就诊。当晚9时30分，他返回了毛家湾。恰逢我当班值班，那天正是我在毛家湾值勤的时刻。

当晚，林立果并未选择在毛家湾过夜。他在那里的逗留时间极为短暂，取走所需物品后便匆匆离去。我始终紧随其后，陪同他前往他的居所。林立果嘱我，若需联系他，可拨打空军一号台。

于走廊之中，林立果自白衬衣口袋中取出一纸十六开白纸，呈与我观之，此即后世所称之“林彪手令”。我忆其上以红油笔直书：“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之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并无印鉴。此白纸似即怀柔直升机现场，周宇驰将其撕碎后，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搜集并上交之物。1972年7月2日，此“林彪手令”经中共中央以中发【1972】24号文件予以公布，然公布之“林彪手令”却遗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字迹。

我看“林彪手令”时，是边走边看，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我感觉像是林彪的字迹。林立果并没有说明这张纸条的意思，我也没有问。我在“林办”七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革”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心情愉悦时，请求他签署条令便显得轻而易举。据我所知，叶群与林立果都曾向林彪索要过此类条令。我当初并未将林立果交与我审阅的那张纸条视为至关重要之物，亦未深究其背后含义。我当时的想法是，林立果或许又与叶群之间产生了争执，这才导致林彪需要写下这样的条令。

我未曾深思这手令究竟指向何人，亦未细究其中的“命令”含义及为何仅有那一句模糊不清的表述。林彪的口述通常极为详尽，然而此手令却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明确性。“盼”字之后应如何行动，我感到困惑。加之“盼”字的使用，似乎与林彪一贯下达命令的语气不符。林彪在其一生中未曾担任过副职，他的命令总是明确且不容置疑，果断坚决。“盼”字含有恳求、命令、商量的意味，这反而更像是未曾担任过主要职务的林立果的语气。

1972年五月，林豆豆在玉泉山接受审查期间，曾被要求对“林彪手令”的影印件进行辨认。她观察后认为，该手令的字体虽与林彪的字体相似，但更倾向于是一种模仿。在表述时，林豆豆选择使用“像”而非“是”，并且始终坚持不提供任何书面证明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中央专案组对“林彪手令”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亲眼目睹“林彪手令”的人数，实则超过了那些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我所知的范围内，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都未曾有过耳闻。在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相关机关将直升机紧急降落现场所搜集到的碎片拼凑复原，并将这些照片呈现在法庭之上，之后这些照片也被公开发表于各类报刊之中。而这个“林彪手令”的文字书写是竖排的。然而，1999年林彪的昔日秘书关光烈透露，他曾见过的“林彪手令”却是横排的格式。“两案”审理过程中，并未留意到“林彪手令”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版式。这也并非怪事，因为在林立果与周宇驰之外，几乎无人同时目睹过两种版本的“林彪手令”。

叶群昨晚连打两电话。

1971年9月12日，标志着我在林彪办公室任职生涯的终结。该日，我有幸在毛家湾执行值班任务，换言之，我是那位在毛家湾担任最后一班岗的秘书。

林彪与叶群抵达北戴河后，毛家湾仅剩下我和王焕礼两位秘书留守。因此，每过一日，我便需轮流值班。尽管我反复回忆，试图梳理最后一天所处理的文件与接听的电话，但遗憾的是，记忆中却是一片模糊。

叶群

约莫正午时分，叶群吩咐李文普通知李春生，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李春生即刻与我通话，告知主任要求家中将文件分类整理，并送至其处。我未休息午时，立刻将近期收到的文件整理打包，计划通过飞机送往北戴河。记得前一天，当叶群在聆听李春生报告十四位副军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情况时，她指示李春生拨打电话至毛家湾，索要副军级以上干部的名单，并要求一并送来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此后，叶群又索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相关文件。所有这些文件，我都已送至北戴河。然而，叶群行色匆匆，竟未将这些文件装入飞机带走。后续的毛家湾清查工作组确认，所有“林办”的文件并无缺失。

9月12日的午后，林立果前往毛家湾沐浴，事先通过电话指示负责该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的警卫人员准备洗澡水。警卫部队除了负责住所的警卫任务外，还承担着保障警卫对象家中水暖供应的责任。林彪家中的游泳池维护、冬季供暖以及夏季制冷，均由警卫战士负责执行。林立果并未与我联系，我也未曾与他见面，至于他何时抵达、何时离开，我均一无所知。

毛家湾这边一切如常。今夜，对林彪与叶群而言，将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夜。叶群正于北戴河精心筹备着为林豆豆与张清林举办的“订婚典礼”。她曾提及计划在国庆节之际为女儿操办婚礼，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对此均有所耳闻。

夜幕低垂，我接连接到叶群的两次来电。这两通电话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为它们是我被拘禁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所处理的最后一项事务。大约九点多钟，叶群来电，通话时间颇长，持续了十多分钟，内容都是一些琐事。她主要谈论了林豆豆的婚事，还提及了毛家湾修建小厨房、前往大连定做衣物等事宜。叶群提到他们计划先前往大连，之后回来度过国庆佳节，并叮嘱家人整理好家中卫生。她还提到在上海购置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要求上海空军第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帮她找人修补。叶群的电话通常都很长，她谈论了许多事情，谈笑风生，与平日并无二致，甚至在通话中还不时传来笑声。我并未察觉到她有任何慌乱，亦未感受到她有急切离开北戴河的迹象。总的来说，我并未察觉到叶群有任何紧张或异常的情绪。

在向叶群请示完其他事务之后，我询问了关于毛家湾饲养的几只乌龟如何处置的问题。管理员童显华向我表示，这些乌龟饲养已久，若发生伤亡，他难以承担责任，询问我该如何是好。这类问题我并不宜自行决断。叶群当时并未立即回应，稍后再次来电，指示我：“明天将这些乌龟送往钓鱼台，让江青同志享用。”他详细地交待了乌龟作为滋补佳品的使用方法……然而，最终并未成行。就在当天深夜，毛家湾被紧急封锁，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我们被集中在“亚疗”进行面对面审查。我听说，在那个9月12日的夜晚，叶群在北戴河忙得不可开交，电话不断。他挂断我的电话后，又与胡敏聊了一个多钟头，主要话题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趁机提及了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称赞孙女的名字起得十分得体。

9月12日晚，我选择在办公室安顿下来。大约在午夜时分，我进入了梦乡。在就寝之前，毛家湾的景象一切如常，我并未察觉到北戴河方向有任何异常。

“九一三”破晓时分，毛家湾的屋顶上传来沉闷的脚步声。

在9月13日的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的专机悄然升空，而我对此一无所觉。

12日晚，叶群接连来电后，我忙于处理琐事。夜幕低垂，我迅速陷入梦乡。然而，梦中屋顶传来的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将我惊醒。这究竟是谁在毛家湾的屋顶上行走？鉴于外有严密警卫，毛家湾亦驻有施工人员，实属罕见。我身处办公室，不便外出探查。坦白说，我并未过分在意，于是又陷入了沉睡。

事后方悉，驻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从团长张耀祠的指令，林彪专机起飞后即刻部署，令二大队迅速登顶毛家湾，掌控了该地的制高点。北戴河林彪的别墅亦不例外，受到了严密封锁，警卫人员瞬间转变成了看守者。

约莫过了半小时，蒋廷贵再次接到张耀祠的指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正在值班的，不得擅自离岗。未在岗位上的，自明日起将不再计入出勤。须告知他们待在家中，静候进一步通知。自此刻起，所有送至的文件，秘书仅可接收，严禁拆阅，亦不得对外传递文件。机要室的钥匙需上交，交由你保管。你须即刻通知值班秘书，并确保其严格执行。同时，派遣一名干部及一名战士至现场进行监督。”

13日清晨，晨曦初现。我前往庭院收取前晚晾晒的衣物。然而，中央警卫团的武装士兵守候在值班室外，禁止我外出。这是何种情形？难道钓鱼台又生波澜？我勃然大怒，林彪办公室的工作岂能因此延误？但警卫士兵坚持不放行，声称这是上级的命令。我无奈之下，只得返回室内，被禁止进行任何活动。心中满是困惑，无法想象会有何事发生，更不敢设想林彪会遭遇不幸。

当我听到蒋廷贵转达张耀祠的命令时，我几乎愣住了，一时间竟语塞，无法接受这一现实。过了许久，我才回过神来，追问蒋廷贵：“这究竟是谁的意思？是谁指使你们如此行事？”

蒋廷贵表示：“对此表示歉意，我乃受命行事，恳请您务必予以协助。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需留下两位同志在此，希望您能予以配合。”

问：“谁的命令？”

蒋廷贵提及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张耀祠，身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亦担纲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职。闻此，我自是缄默不言。我心知肚明，张耀祠乃毛主席之近臣，我自当遵从。若他阻我入办公室，即便不得其允，我也无法强行进入。

接下来数日，我被严格限制在屋内，连文件也仅限于接收而不予发出。

此后，我与“林办”全体员工一同，遭受了长达四年的囚禁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