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5日，在南岳衡山，南岳军事会议在此召开，这一事件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印记。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200多位军政领导共同得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

日本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有这个结论，是基于事实的。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虽然中国失去了许多土地、关税和工业基地，但日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抗日战争才进行了不到两年，日本的战略物资就已经用完了。他们国内的工厂都在全力生产，但仍然无法满足前线的需求。

更让日本担忧的是，武汉会战持续了将近五个月，日本本土的兵力几乎都被调光了，只剩下近卫师团。

这个近卫师团的中下级军官已经被连续三次派到中国战场支援了。要是武汉会战再拖上一两个月，连近卫师团主力都得被调到中国战场。要是真那样，日本国内就没人守了，整个国家都会变得空虚无力。

这件事让军政高层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11月12号，就在南岳军事会议召开之前，长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文夕大火。这场大火几乎把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长沙烧了个精光，老百姓心里都害怕得不行。可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驻扎在岳阳附近的日军竟然没有趁火打劫，没有发动进攻，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意外。

鬼子从来不会心慈手软，怎么可能呢？

要是日军能放过这个机会，估计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的人手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根本没办法再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

在中国的高级军政人员于衡山集会，反思过去并努力寻找击败敌人的策略时，日军也在竭尽全力思考破解当前僵局的妙计。

战斗打到这个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太乐观，主要原因有两点。

日军相信的“一击必杀论”现在已经过时了。

从前，日本通过打败清朝的北洋水师，迫使清朝割地赔款。这些赔款让日本有了钱，然后用这笔钱发展起来。

如今，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太原、徐州和武汉都已经落入敌手，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富饶土地。然而，中国并没有像清朝政府那样主动求和，而是越战越勇。小规模战斗就坚持小规模抵抗，大规模战斗就全力以赴，始终没有屈服。

因此，日军意识到，“一击必杀”的策略虽然对付过去的清政府还有效，但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管用了，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

第二点，就是太过于依赖西方那种用于征服扩张的战争思维了。

在西方的战争观念里，占领了政治、经济、商业繁华的大城市，就等于胜利了。这是工业文明国家的特色。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国家，统治的基础在农村。所以，即便日军占领了很多大城市，对中国抵抗的动摇作用也不大。

所以，日军决定改变战争的目标，不再主要攻城略地，而是集中力量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

因此，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驻扎在武汉的第11军，交给了以擅长作战著称的冈村宁次。

1939年4月，冈村宁次得到消息，称重庆那边在最近的军事会议上达成了三点共识：

要下定决心，战胜一切困难，把抗战进行到底。

第二点，派出了 30 万大军，分别前往广州和江西进行反击。

第三，为了配合广州和江西的反击，打算用60架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并且还散发宣传品，希望让日本国内产生动摇。

面对中国军队即将发起的反击，冈村并不感到惊讶，但他对这次行动中的重要人物汤恩伯颇感好奇。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日军认为，要想在中国军队中削弱抵抗力量，就必须打击那些来自黄埔军校的指挥官。他们觉得，只要消灭了这些关键人物，蒋介石头上的精神支柱就会倒塌，从而失去继续战斗的意志，最终被迫参与和平谈判。

二是，自从抗战开始，汤恩伯在南口、台儿庄和武汉都打过仗，每次战役都让日军感到头疼。

特别是在武汉会战的时候，汤恩伯的侧击打法让冈村宁次都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当冈村宁次得知蒋氏将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从江南调到江北，并且正在往枣阳以南集结时，他觉得这是一个消灭汤恩伯集团军的好机会。

1939年4月25日，鄂北地区日军频繁活动，特别是在应山一带，他们不断增兵。与此同时，冈村宁次对第9战区正面展开的反击毫不在意，从南昌抽调了大约2万人到鄂北。

从各种情况来看，日本军队很快会对第五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汤恩伯肯定没想到，他一到鄂北，就被冈村宁次紧紧盯上了。

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第5战区简直是鲁莽行事，这也反映出当时日军在打南昌会战的同时，还得忙着打随枣会战。这就好比两头作战，两边都得顾，这是兵家的大忌，相当冒险。

可冈村宁次根本不在乎。他用的是一直被认为是弱旅的101师团和106师团。用这两支弱旅牵制第9战区的主力，划算得很。

二是，11 军的第 3、16、13 师团都是精锐，战斗力很强，完全够用了。

冈村宁次那股子骄傲劲儿把蒋氏给惹恼了，他认为自己在指挥作战时完全不把中国部队放在眼里。

但是，蒋氏心里明白，要想挡住日军对第五战区的进攻，很大程度上得指望第九战区对南昌的反攻。

如果第9战区能够猛烈进攻夺回南昌，或者即使没有夺回南昌，但能让日军感到南昌随时可能丢失，从而无法抽调兵力到鄂北，这对第5战区也是有好处的。

然而，蒋氏极为失望，因为第9战区进攻南昌的行动失败了，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9年4月29日，日军在湖北北部对第5战区襄河一带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第 5 战区的安排是，以襄河为界限，将所有机动部队分成左右两个侧翼。

在襄河的东侧，左翼的防御重点形成了一个三点一线的布局。这三点分别是大别山、桐柏山和大洪山，而一线则是平汉铁路。

具体安排如下：廖磊的第11集团军负责防守大别山，李品仙的第21集团军负责防守大洪山，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则被部署在桐柏山与枣阳、随县之间。

这三个集团军相互支持，面对敌人时能应对自如。

襄河的西边是防御的右翼，主要由张荩忱指挥的第33集团军和王瓒绪指挥的第29集团军共同负责防守。

右边的部队比左边的要弱一些。第 29 集团军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军和一个游击总队。

第33集团军虽然包含了第59军、55军和45军，但曹福林指挥的55军和陈鼎勋带领的45军战斗力都不是很强。

59军的战斗力其实不错，但由于接连参加了多次大战，部队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还没有来得及补充兵力。

虽然右翼的力量不是很强，但承担的任务却不少。他们不仅需要守卫襄河西岸，还要保护第5战区长官部所在的襄阳和樊城。此外，还要防范日军从西边攻打宜昌。

这次进攻，冈村宁次的目标不是第5战区的指挥中心，而是驻守在襄河东岸、枣阳与随县之间的汤恩伯指挥的部队。

冈村宁次计划让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主力部队，再加上骑兵第4旅团，从第5战区左右两翼交界处，在襄河东岸进行突破攻击，占领襄阳，堵住第5战区左翼部队的退路。

第3师团对第5战区左侧发起攻势，把汤恩伯的部队困在枣阳和随县中间，随后从两边包抄，意图消灭汤恩伯的部队。

冈村宁次万万没想到，他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被人泄露了出去。

关于是谁泄露了这个消息，大家的说法各不相同。

李宗仁提到，虽然情报是由夏文运提供的，但背后与日本“兰机关”的特务长和知鹰二脱不了干系。大概的情况是，和知鹰二拿到情报后故意让夏文运知道，再由夏文运转告给李宗仁。

说起和知鹰二这么做的原因，真不太好讲清楚。或许是因为这个坚定的“北进派”和知鹰二，希望日军在中国内地战场失利，从而从中国内地战场撤出兵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苏联身上。

不管怎么说，李宗仁在开战前了解了日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这对打败日军增加了不少把握。

为了这个计划，李宗仁迅速调整部署，让出襄花公路的正面，把部队撤到两侧。等到日军长时间作战疲惫不堪时，再出兵切断襄花公路，然后指挥左翼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力求将敌人全部歼灭。

这场战役的关键在于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

李宗仁的想法是，让31集团军把桐柏山作为后盾，在枣阳和随县之间尽量拖住敌军，等待其他部队集结完毕，然后一起包围消灭敌人。

汤恩伯一听这话，立马就气得瞪眼了。这不是让最能打的主力部队去硬拼吗？他当场就不乐意了，甩了甩袖子，气呼呼地走了。

1939年5月1日，日本军队的第3师团从应山启程，向随县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日军的第13和第16师团派出了五千多人沿着襄河往北走，假装要进攻襄阳和宜昌。不过，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早就接到了李宗仁的情报，心里明白得很：日军表面上攻打襄阳和宜昌，实际上真正的目标是枣阳。

如果日军占领了枣阳，那么第5战区的左右两边就会被切断。这样，日军可以派一部分兵力挡住襄河西岸第5战区右翼的部队，不让它们过河支援左翼。然后，日军主力可以转向随县进攻，把中国军队的主力消灭掉。

张荩忱迅速将59军和77军调至河的东岸，想尽一切办法来牵制日军。

在襄河东岸，日军又来了一出假动作。

第3师团并没有全力以赴，因为他们害怕一上来就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会让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逃跑。

有几个地方日军必须拿下，首先是守卫塔儿湾的桂军84军173师和174师，还有就是守卫高城镇的嫡系13军89师和110师。

塔儿湾和高城镇都位于桐柏山的南侧，桐柏山就在它们的背后。当年，李宗仁派遣了四个师的兵力来守卫这两个地方，目的是将它们打造成进出桐柏山的门户。只要守住这两个地方，第五战区左翼的主要部队就能行动自如。

冈村宁次清楚这一点，于是他派遣了两个联队，并增派了一些炮兵，进攻塔儿湾和高城镇，目的是切断第5战区左翼主力撤往桐柏山的退路。

所以，在塔儿湾和高城镇，两边打得非常激烈，阵地多次被夺走又夺回来。

到了紧要关头，汤恩伯坚持不住了。原因很简单，13军的89师损失了两千多人。

汤恩伯知道部队的损失后，特别生气。他撇开李宗仁和13军军长张轸，命令89师师长张雪中马上撤离，并撤掉了张轸的军长职务。

李宗仁打算让31集团军在随县先跟敌人打一仗，消耗他们的力量，然后再撤退。这样做可以让后续部队有更多优势，因为那时候日军会又累又缺食物和弹药，更容易被消灭。

汤恩伯不按计划行事，私自离开战场，这一来可坏了大事，咱们左翼的防线瞬间露出了空档。

最关键的是，日军第3师团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不多，而且损失也不大，这对他们接下来的反击很不利。

当第五战区左侧部队全部撤退后，右侧的压力顿时增大。在大洪山的西南坡和襄河之间，日军的第13师团、第16师团以及第4骑兵旅团全都冲了上来，猛烈攻击第33集团军的防线。

到了5月7号，枣阳就找不到了。

这时，日军已经把第五战区的左右两边分开了。

乍一看，日军占领枣阳后，分成几路进攻，连续拿下了新野、湖阳镇和桐柏，第5战区似乎陷入了困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战斗开始前，李宗仁就已经拿到了冈村宁次的计划，他怎么会不用这个计划呢？

所以，别看日军气势汹汹，战场形势很危险，但跟日军激烈战斗的主要是右翼部队，左翼主力损失不大。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早就带着部队到了唐河，脱离了危险。

至于 31 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这种事李宗仁根本不用操心。他只留了一小队部队在桐柏山应付日军，主力早就跑到外线的泌阳和舞阳去了。

让李宗仁感到遗憾的是，汤恩伯太早撤退了，没能完全消耗掉日军。

这情况一看就不简单，接下来的战斗肯定又得费不少劲，不好对付啊！

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让冈村宁次感到意外。他分析战场形势，之前的战斗虽然激烈，但并没有达到歼灭第5战区的目标。第5战区的主力可能还躲在桐柏和枣阳之间的那块地方。

因此，冈村宁次命令第3、第13和第16师团收紧包围圈，在桐柏和枣阳之间反复搜索，目的是找出并消灭第五战区的主要部队。

冈村宁次彻底判断失误了。如果他能及时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局势，迅速撤退，或许就能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他太自信了，认为这次派出三个主力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还配备了众多特种部队，中国军队不可能从他的包围圈中逃脱。

当冈村宁次在桐柏和枣阳之间寻找第5战区主力时，李宗仁则在考虑如何反击他。

此刻，对第五战区来说，有利的情况是：

首先，孙仿鲁的第二集团军已经到了。

日军太冒失了，他们的后方都暴露在第五战区的攻击范围内了。

第三点，一直在大洪山打战的刘和鼎第39军，总是让日军很头疼，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张荩忱的第 33 集团军之前被打败了，但现在已经重新整顿好了。他们经常攻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路。

第五，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已经准备好在正面进行反击了。

说起汤恩伯这个人，真是让人又气又恨。这家伙在战场上把握危机和战机的能力确实不错。遇到危险时，他能不顾一切地撤退；而一旦有战机，他又会拼命地冲锋陷阵。

当战场局势对中国有利时，无需李宗仁特意寻找，他自然会突然出现。

现在，日军处境很糟糕。

打了两周，我们已经深入第5战区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补给线变长了。

由于第5战区的游击队和民兵不断骚扰，日军的补给线几乎被切断，他们的战斗力也大大减弱了。

看来这场战斗是没法继续下去了。

5 月 13 日，日本军队开始撤退了。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天下哪有这么美事儿！

在第五战区，各部队迅速展开了反击，一路紧追不舍。直到5月19日，日军才终于摆脱了追击，仓皇逃离。

5月22日，第五战区的各部队相继夺回了之前失去的领土。

这场仗打完，冈村宁次就一直在想，开战才7天，骑兵第4旅团已经推进了300公里，16师团猛攻了270公里，13师团更是狂奔了200公里。不管是进军的速度还是战术，都称得上是大胆豪放，避开敌人的弱点，特别出彩。

这过程怎么这么精彩，结果却这么糟糕呢？他感到很困惑。

既然自己没发现问题，那就肯定是下属的问题。冈村宁次赶紧写了一份报告，说第3师团和第13师团的师团长在这次战斗中指挥得不好，建议撤换掉他们。

如果冈村宁次的职位也是中将，他根本不需要提交这份报告。

就在冈村宁次自责，并把战败的责任推给部下，对他们大发雷霆时，第5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却受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众多中国将领的高度赞扬。

李德邻确实是老军人，打仗还是很在行的。

抗战开始后，各地经常传来战败的消息，唯独李宗仁两次让蒋介石高兴，因为他打了胜仗。

随枣会战的胜利意义非凡，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凭借这次胜利，成功阻断了日军对平汉铁路的控制。从战略上给占领武汉的日军造成了威胁。

如果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形势，日军就无法轻易发起攻击，抗日战争就能进入相持阶段。这样一来，中国军队就有更多时间整顿训练部队，调整部署，随时准备反击。

随枣会战的成功意义就在这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