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31日，北京的风仍旧透骨，颐年堂却暖意融融。十一点刚过，毛泽东在门口迎客，先到的是章士钊，随后程潜、仇鳌、王季范依次迈进。最后出现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一位五十六岁的满族男子，面容消瘦却神情专注，他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此刻距离他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特赦，恰好过去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见他踏进门槛，伸手一拉就把人按在自己身侧：“别紧张嘛，你当年在紫禁城里俯视过万民，现在跟大家坐一条板凳就行。”话音轻松，却瞬间拉近了距离。溥仪微微躬身，嘴里“是、是”地应着，额头微汗。

主席转身招呼工作人员传菜。正菜还没上，他忽然提起《我的前半生》那部十几万字的自传。毛泽东摇了摇头，笑得爽朗：“看了一半就想合上，你把自己贬得太狠了。”溥仪愣住，原以为自我揭发越彻底越好，没料到竟得来这样一句评价。毛泽东接着解释：“历史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制度、时代、家族，样样都参与了。你过度揽责，反倒失了分寸。”

这一席话，如同给溥仪松了绑。自1950年归国，被押进抚顺，他在反省中一度把所有灾祸都扣在自己身上——少年登基、三次复辟、投日建伪，每件事都写得刻骨。如今听主席说“责任不是你一个人背得完”，溥仪心里轰然一响，自卑与惶恐像被切开一道缝。

菜是湘味，味重而辣。毛泽东亲自夹了筷苦瓜放到溥仪碗里，随口问：“听说还是单身？”溥仪点头，低声回道：“还未成家。”主席一笑：“孤家寡人不行，改天安排见见朋友，别再挑照片选妃，眼缘最要紧。”众人都笑，气氛立刻活起来。

时钟倒回到1959年12月4日。那天抚顺俱乐部挂出“特赦大会”横幅，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宣读名单，“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回荡在礼堂，掌声中的他泪流满面。十年羁押，从苏联海参崴转运赤塔、再到抚顺，他的身份几经颠覆：皇帝、俘虏、战犯，终于变成共和国公民。当日下午，代理所长递来路费与零用钱，还附上一句叮嘱：“改造是长期的，好日子也得考验人。”

四天后火车轰鸣驶进北京车站，溥仪踏上月台，仰望灰蒙天幕，感叹“离京三十多年，一草一木都变了模样”。回城不久，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小餐厅设宴迎接首批特赦人员。周恩来问：“以后想干什么？”溥仪说“学医吧”，周恩来摆手：“关系人命，不容易。”经与郭沫若商议，最终把他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做园艺助理。当时旁人不解，周恩来却看得通透——让末代皇帝，与土地、花木相处，是最稳妥的起点。

植物园的活儿并不轻松，翻土、定植、浇灌样样都来真格。溥仪起初手生，被铁锹磕得虎口流血，却咬牙没吭声。园工老赵看他笨手笨脚，递过去一副粗布手套：“别逞强，小心磨烂皮。”语气里没有半点皇帝旧影，只剩同行的照拂。

1960年冬，北京区县人大换届。植物园领导犹豫要不要发选民证给这位特赦人员，逐级请示。周恩来闻讯语气严正：“既已成为公民，凭什么不让投票？”于是，溥仪捧着油墨未干的选民证，在寒风里站了许久，那张薄纸分量却沉甸甸。

时间很快滑向1962年。那天的中南海小宴结束后，毛泽东与溥仪一道在廊下散步。松涛阵阵，灯影摇曳。主席忽然指着不远处的紫禁城屋脊说：“那地方你最熟，我倒只去过几回。改日领我们看看真正的‘皇城往事’如何？”溥仪怔笔，继而连连称是。这一邀请，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旧日经历或许还能为新社会所用，而不只是赎罪的注脚。

他果然付诸行动。1963年春，文物工作部门拟修缮故宫漱芳斋，邀请溥仪口述布局细节。他站在保和殿前，用手比划：“那柱上原挂纱灯，两侧各摆紫檀靠背椅。”现场技师频频低头记录。曾经的禁地，如今成了历史档案的现场课堂。工作人员回忆，那份细致入微的记忆，节省了大量考据时间。

同年秋，沈醉陪他到景山。两人登上万春亭，脚下紫禁城红墙金瓦尽收眼底。溥仪指着角楼，声音忽高忽低。谈到崇祯殒国，他说：“末代皇帝多半不得善终，我能站在这里谈论他们，已是意外。”他抬头看着天空，目光深远。沈醉劝道：“既然命大，就往前看。”溥仪点点头，没有再多言。

溥仪的“往前看”并不容易。改造班上除了劳动，还有政治学习、中文补课、自然科学讲座。他写字慢，老花镜一滑就得重来。可他还是硬撑着交稿，《我的前半生》初稿几经修改，终在1964年初送交出版社。此时，他愿意把自传的终点写在“1957年”，因为那一年他完成了“弃旧图新”的誓言，从一名在押战犯变成了“备取新人”。

毛泽东再次问起书稿时，笑说：“别再自怨自艾，事实怎么就怎么，别把自己写成怪物。”主席的建议是，“增加对大历史的交代，让读者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把你推向那把椅子，又怎么把你逼到长春、沈阳。”溥仪听罢，回去增补了数万字，对宫廷政治、袁世凯复辟、九一八事变逐条梳理，补记人物关系与权力脉络。

1962年底，经中央批准，他与朝阳医院护士李淑贤登记成婚。礼堂里没隆重仪式，只摆几桌家常菜。李淑贤请了8位闺中好友作陪，溥仪的手在签字时微微颤抖，仍工工整整写下名字。事后他说：“这是第一次按自己意愿成家。”此前四段婚姻，他甚至无权说“不”。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溥仪的日程排得满满：白天在温室培植林檎夜合，晚上伏案修订书稿。有人好奇他为何如此认真，他答道：“这是在替前朝作记录，也是在给后人上一课。”偶尔他到政协会议上发言，谈到民族政策、文物保护。曾经的龙椅不在了，可新的坐席给予他前所未有的发声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忘记家族与族群。1956年，全国进行民族成分重新登记。统计结果显示，满族人口由建国前的不足十万增至两百四十万。这一数字并非单纯自然增长，而是无数“王”、“金”、“赵”恢复旧姓的见证。溥仪得知后，激动地写信给远在沈阳的堂弟毓嶦：“勿再羞于血缘，族人应各尽其长，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对满族的复兴，周恩来态度鲜明：“过去八旗制度把你们困住，现在民族平等了，你们爱新觉罗家族也要出新贡献。”溥仪记住了这句话。植物园的苗圃里，他常将对民族未来的思索写进工作日志：“新苗贵在根正，满族亦然，断不可再以血统自矜，更不能因旧事自卑。”

1964年10月，第一届北京菊花展在北海公园开幕。植物园团队展出一株名为“紫气东来”的新品种，同色渐变，花瓣层叠如云。解说词写道：“培植者爱新觉罗·溥仪”。观众挤在花前，议论纷纷。“末代皇帝也能养花啊！”“人嘛，哪有不能变的。”声音此起彼伏。

1967年春，《我的前半生》终审完毕，准备付梓。书稿首页留有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在新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没有华丽辞藻，却真切。那一年，溥仪的身份再添一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自小被束缚在金銮殿，如今奔走于档案室与资料馆之间，他说这是“迟到的课堂”。

回望三十多年跌宕，溥仪多次自嘲：“我这一辈子，坐过龙椅，也睡过通铺，还扫过厕所。人世翻腾，才知脚下的土地最可靠。”沈醉记述，某次二人夜谈，溥仪端着搪瓷缸，半开玩笑地说：“崇祯在煤山自尽，我也在这里散步。要是没有共产党，我能不能活到今天都难说。”

1970年代初，心脏病阴影逐渐逼近。北京医院的走廊里，他安静排队等检查，与普通病人无异。有人认出他，偷偷打量，他只是微微点头表示礼貌。从医护口中传出一句轻声议论：“看着不像皇帝，更像个老园丁。”这评价传到他耳朵里，他竟露出会心笑意。

——在共和国的时间刻度上，溥仪的后半生不再由诏书、密旨或枪口塑形，而是由制度、同伴和他自己的双手重塑。那场62年冬日的家常宴，不过是转折中最生动的一幕，却让他真正意识到：个人命运的齿轮，已不再被幽深宫墙所束缚。

档案背后的余波

溥仪离世前曾嘱托李淑贤，将自己的部分手稿捐给国家图书馆。手稿袋封面一行小字：“谨供史家参证。”1974年10月，馆方接收时发现，除自传草稿外，还附有一叠植物园笔记，记录了百余种花木的嫁接方法、土壤配比、萌芽期曲线。工作人员惊讶，这位昔日衣不沾尘的皇帝，竟把手掌锄头的细节写得比宫廷礼仪还细。

更引人注目的是，一页未署日期的信稿，上书：“吾族人当自立自强，宁做耕耘之民，不做倚傍之客。”落款“溥仪”。学者分析，这封信大约写于1965年前后，正是他开始担任政协委员的时期。

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近代民族政策与特殊群体改造的珍贵原件。1978年，北京高校开设“清末民初史”选修课，授课教授拿着复印件展示给学生们，指着那行“宁做耕耘之民”说：“这八个字，是末代皇帝对新社会的回响，也是一段历史的落幕方式。”

笔记传世，让人重新思考“新生”二字的厚度。溥仪用残余的光阴告诉外界——真正的忏悔不在纸上，而在于把剩余生命投入劳动与学习；真正的幸运，也不是免于惩罚，而是有条件重新做人。当年毛泽东一句“别把自己写坏了”，如同种子，如今在史料堆里静静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