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昔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首席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在其个人回忆录中记载，在十年动乱的序幕拉开之前，正值彭真身处逆境的时刻，他目睹了彭真情绪激昂，怒发冲冠的景象。彭真高声诘问：“究竟是谁率先高喊万岁？”这一幕，无疑在历史的长河中镌刻下了他向主席率先致敬的英勇事迹。

彭真虽首倡“毛主席万岁”之声，却终究未能逃脱被打倒的厄运，此后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无情迫害。

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遭受了“大劫”。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发出了“铁壁铜墙，无懈可击”的严厉指责。

彭真（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占据了报纸的显要位置，其标题设计亦颇具吸引力，引人注目。

文章结尾提及：

剖析《海瑞罢官》这一历史性的“大字报”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及其对社会主义时代我国人民的深远影响，其核心在于对它所诞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

众所周知，1961年之际，我国正深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暂时性经济困境。在此关头，面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势力一波又一波的反华攻势，一股“单干风”与“翻案风”等不良思潮在牛鬼蛇神之间迅速传播。

他们热切期盼一位能切实代言其利益、勇于担当的政治先锋。这位使者将无畏地与无产阶级专政抗争，为他们仗义执言，为他们“昭雪沉冤”，助力他们重返政治舞台，重获权力。

“‘要求退还土地’与‘呼吁平反冤假错案’，这恰恰是当时资产阶级针对无产阶级专政所提出的核心诉求。”

《海瑞罢官》非但无香花之馥郁，实则犹如一株毒草。虽自数年前初演以来，颂扬之文屡见不鲜，类似的作品亦四处流传。其影响之深，流毒之广，若不从根本上予以澄清，实为危害人民事业的一大隐患。

此篇作品实乃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创作而成，实际上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支持。毛泽东意图借此契机，引发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即历史所称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实则意图引导他们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等人所说：“唯有军队的报纸，方洞悉《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江青暗中指使姚文元执笔撰写此文，党中央和周总理对此均严格保密。显而易见，身为当时党内排名第六、担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他对姚文元未经预先通知便公然发起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亦即《海瑞罢官》一书的作者）的批判行为感到极度愤慨。彭真一直以来都将吴晗视为一位忠诚可靠且才识过人的同志，以及一位学识深厚的学者。这种“上纲上线”的做法显然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的目的。

吴晗、袁震夫妇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曾观赏过《海瑞罢官》一剧，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未如人们所想那般严重。”基于此观点，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拒绝转引姚文元的文章。

正因如此行事，彭真不幸遭遇了一场“大劫”。他对毛泽东的深层次意图未能深刻领悟。

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直面彭真，语气凝重地发问。

吴晗能否批判？

彭真答道：

吴晗问题可评。

事后，彭真并未洞悉那句话背后可能蕴藏的深刻含义。作为一位敢于直言的共产党员，他从未想过要对吴晗进行批判。

彭真会见毛。

彭真对吴晗的庇护，使得毛泽东对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形成了“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独立王国”的深刻印象。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意图颠覆彭真的领导地位。

两周时光匆匆而过，北京及各地报刊仍旧对姚文元的文章持拒登态度。毛泽东随即作出指示：印发小册子！

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紧急向全国范围内的各新华书店发布了征订通知。面对这一突发要求，北京市新华书店在市委的指导下，选择了保持沉默，既未明确表明立场，也未在电话咨询时透露任何态度。直至11月29日，在上级部门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该店才无奈同意进行征订。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决拒绝执行发行任务。

身为对立双方的代表，江青与张春桥均努力克制住内心的波动，静待事态发展，并在暗中进行策划，以期达到“放长线钓大鱼”的目的。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紧张局势中，周恩来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然而，他实际上正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毛泽东对“坚不可摧，密不透风”的北京市委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指责其有建立“独立王国”的企图。周恩来迫切需要纠正毛泽东对彭真的误解，以确保彭真的安全无虞。

邓小平、陈毅、彭真、杨尚昆、李富春，五位历史巨人，合影留念于1963年3月的北京玉泉山。

北京市委近日组织了一场专题会议，议题聚焦于多家报纸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行为。会议临近尾声时，彭真明确表示，他赞同实施转载。然而，他强调，北京各家报纸应按照顺序逐步转载，以免引发过大的社会动荡。此外，彭真重申，此举是为了贯彻“放”的指导原则，实则是一种策略性的后退，目的在于保护吴晗。

11月29日，《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不约而同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文转载。紧接着，翌日，《人民日报》亦在《学术研究》栏目中对该文章进行了全文转载。

彭真力主将本次探讨严格框定在纯粹的学术领域，为此，他亲自为《北京日报》撰写了编者按，特别强调必须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一场既平等又以理服人的深入研讨。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订，其中再次强调了“双百方针”的至关重要性。相较之下，《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篇具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毒草。

自那以后，《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严格按照周恩来与彭真的领导指示，特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撰写的深入分析文章，从而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烈的讨论热潮。在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对姚文元过度夸大问题的错误做法进行了犀利批评。

这显然与毛泽东当初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子，意图掀起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运动的初衷相悖。

1966年2月13日，彭真亲自主持召开了由五人构成的文化小组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目标是，以该小组的名义草拟一份详尽的汇报提纲，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活动实施有效的指导和调控。

本团队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位杰出成员组成，彭真同志担任团队负责人的重要职务。

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上发言。

吴晗所遭遇的问题纯粹属于学术领域，与彭德怀将军的个人事务并无直接交集，因此不应将庐山会议与此事混为一谈。在开展学术批评的过程中，务必注意措辞的适度，以免言辞过于激烈，从而引发事态的波动和反复。

在会议期间，众多同仁均表示赞同彭真的见解，唯独康生逆流而上，坚决主张吴晗的问题涉及政治层面，并强调其与庐山会议应予以关联。

遵循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核心总结，《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正式拟定并完成。

提纲着重指出，在学术领域的探讨中，我们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恪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我们应以理性说服他人，摒弃学阀式的专断态度以及权势带来的压迫。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报告相关情况。毛泽东强调，《海瑞罢官》一书的核心争议点在于“罢官”问题，该问题与庐山会议及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有直接联系。他接连对彭真发问：“吴晗的行为是否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未直接回答。

汇报气氛不融洽。

毛泽东和彭真

在3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学术领域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论述。他明确指出，全国各地必须重视对报刊、杂志、出版社等媒体的监管，并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深入的剖析。《前线》杂志，由吴晗、廖沫沙、邓拓等人负责，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经济学等学术领域，都应当经历“文化大革命”，坚决实施批判，以探寻其中蕴含的真正马列主义精神。同时，他还强调，我国应当培养新一代的学术领袖，不应因年轻人可能犯的“错误”而心生畏惧。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人还未深刻理解这号角所蕴含的旋律与深远意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要将缺乏生活磨砺且容易冲动的年轻一代推向前沿，让他们身陷其中。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进行了连续的多场对话，明确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了阶级的界限，未能正确区分是非，存在严重错误。他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左翼力量，着手建立队伍，并积极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三月底所进行的多次谈话要点，并对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详尽列举。

《红旗》杂志的主编陈伯达亦对彭真在民主革命过渡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显现的“一连串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揭露与严厉的批判。随后，会议进一步作出决议，全面深入地剖析并彻底批判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中存在的偏差。

陈伯达和江青

于4月16日至20日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对彭真所涉嫌的“反党行径”进行了严正的批评。随后，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解散既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着手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

此后，毛泽东对彭真实施了更为严苛的指责，将北京市委的状况比喻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指出，彭真以个人世界观改造党的过程，不自觉地为自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每逢中央出现不正当分子，他便会煽动地方势力进行反抗，宛如孙悟空搅动天宫，企图铲除那些捍卫玉皇大帝的人。显而易见的是表象，而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则是本质。本质虽隐秘，却会随着表象逐渐显现。彭真的真实面目，正是在隐匿了三十年之后，才逐渐显露于世。

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欢庆时刻，彭真却缺席于公众的目光之外。这一缺失，象征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悄然拉开，彭真随之步入低谷，成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第一位遭受冲击的受害者。

自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核心议题是深入剖析所谓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为确保此决策能获得公众的广泛理解与支持，“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对“三家村”进行了一场猛烈的抨击，矛头直指彭真及其所领导的北京市委员会。

5月16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该文件亦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

《通知》正式对外公布，宣布解散由彭真负责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基础上，另行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被任命为组长，江青则担任第一副组长。康生被委以顾问之职，其职位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主要负责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直接而具体的领导工作。

康生和江青

若欲加罪，无需寻找理由。康生将“二月兵变”的恶意指责指向了彭真。在批判会上，彭真始终紧锁双唇，眼神中流露出不屈的坚定。

自《五一六通知》公布之第三日，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时长冗长、令毛泽东亦感意外的演说。

林彪并未事先准备任何发言稿，却于现场灵活运用“引经据典、博采众长”，口若悬河地阐述了一篇关于“政变”的论调，毫无顾忌地诬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声称他们图谋发动一场反革命政变。

尽管彭真及其同事的领导职务已被剥夺，并成立了“彭真专案组”进行专门调查，但林彪、江青之流并未放弃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四处搜集、捏造所谓的“罪证”，意图将彭真置于不利的境地。

1966年7月27日，在一场于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康生郑重地发表声明：

今年二月，北京市的彭真及其一伙势力，密谋发动政变，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计划在北大、人大等高等学府中部署军队，这一图谋证据确凿。据可靠消息，他们曾对北大校园内的建筑进行过详细考察，此事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更加深远的阴谋。

8月4日，于北大公开场合散布言论，断言：“彭真意图发动政变，答案无疑；彭真试图操控军队，亦然肯定！”此言论出自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短时间内误导了众多民众，使得“二月兵变”之事被误认为是真实发生的。

林彪和江青

1966年二月，响应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号召，北京军区特地从外地抽调了一支团级部队至北京卫戍区。这支部队在和平时期主要承担民兵的培训任务，致力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一旦战事爆发，它将成为地方武装力量扩编的重要基石。

尽管如此，该部队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营房。在区武装部的指导下，负责寻找房源的人员曾探访了包括北大、人大在内的多所高校，这些高校曾是学生参与“四清”运动的核心场所，并试图借用这些闲置的房屋。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部队最终并未能入住这些地点。

这原本只是军队日常的调动事务。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阶级斗争意识尤为敏感的“左”倾氛围中，却有几名对革命警惕性极高的青年，将此举解读为政变的微妙征兆。

在七月的一个午后，北京大学内，一群学生与教职工聚集一堂，展开了一场会议。期间，有人提及了两个月前有关军队进驻的传闻，并担忧地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可能预示着一场政变的阴谋。

北京大学团委的干部丁键，将坊间热议的话题集结成一份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在大字报中，他将众多猜测与流言视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其“触目惊心”的表述，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引发了北大校园内强烈的共鸣。随后，红卫兵迅速将这份大字报抄录并传播至各校及各地。

彼时，正苦于寻求揭露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把握住这一良机，极尽诋毁之能事，肆意炒作。起初，他意图借此陷害彭真，继而企图借此打击贺龙。但在有关同志的不懈努力下，这场诬陷最终落得一场空。

然而，林彪、江青之流并未因此罢手，对彭真的迫害仍旧持续不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轮番对彭真进行“审问”，强迫其交代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同时肆无忌惮地对其身心进行摧残。

若非周恩来总理力挽狂澜，彭真等自“文化大革命”初期便遭受不公定性处理的资深干部，或许早已在专案组的残酷折磨中香消玉殒。鉴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望，专案组不敢对彭真等人施加过度的迫害，于是转而煽动狂热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批斗。

1966年12月，江青在一场热烈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强调：

彭真在组织部独树一帜，在北京市委内部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独立势力”，他并未积极倡导毛泽东思想，因而有人称其“彭真等人心怀非分之想”。

林彪在大会上煽动。

此次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深层次的大批判、大审查以及大教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全方位检视与批判，可视作一场针对干部群体的批判性实践。

在他们的煽动下，彭真于12月的某一天被迫走上前台，遭受了公开的批判和斗争。在狂热情绪的裹挟下，群众们齐声呼喊“打倒彭真！”“彭真必须坦白交代其罪行”，这些口号在空中回响，给彭真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自1923年投身革命事业，彭真同志在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出生入死，屡遭国民党通缉、抓捕、审讯，甚至监禁。然而，他或许未曾料到，竟会有这样的一天，那些他曾为之献出生命、为之争取解放的人民，竟然将他推向前台，对他进行批判与逼供，迫使他交代所谓的“罪行”。

林彪、江青等人将彭真视为眼中钉，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不仅意图在职位上剥夺彭真的权力，更企图在精神上对其进行残酷折磨。为此，他们设立了“彭真专案组”，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审讯，逼迫彭真承认一系列强加于他的所谓“罪行”。

这位气宇轩昂的共产党人义愤难平，以沉默和威严之语应对他们的诘问，却遭遇了无休止的折磨。林彪、江青之辈竟连彭真在狱中寻求宁静的权利也予以剥夺。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日益猖獗，彭真屡次遭受批斗的折磨。他们意图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摧毁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激情澎湃的红卫兵们竞相登上讲台，逐一列举彭真等人的“罪状”，随后高呼“打倒”、“砸烂”等激昂口号。

随着众人发言的落幕，彭真等要员随即被红卫兵簇拥，绕场行走一周。此时，口号声此伏彼起，人群纷纷仰首凝望，期盼一睹这些显赫人物的风采。然而，亦有少数人趁机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吐唾沫、掷杂物，毫不掩饰其侮辱之心。

此刻，彭真的内心世界不难洞悉。往昔，他勤奋不息，夜以继日地为首都百姓的幸福生活倾注了满腔热忱，然而今时今日，他却遭遇了不幸，饱受诽谤与羞辱之苦。

彭真逐渐看穿了那些所谓“批斗”背后某些人的阴险图谋，同时，他对党组织终将拨云见日、澄清事实的信念愈发坚定。即便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中，彭真依旧坚韧不拔地生存着，与困境抗争到底。

在那个未曾经历批斗的年代，彭真被囚禁于京西半壁店的一处中央警卫部队营区。这里曾是众多共和国杰出功臣的聚集地，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亦曾在此被软禁。那些昔日捍卫这些功臣忠诚的卫士，如今却化身为监管他们的“狱吏”。

尽管彭真等开国功臣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却奇迹般地避开了“造反派”的凌辱与攻击，战士们对他们也给予了充分的关照。正是由于这一点，林彪、江青之流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指使“造反派”直赴部队驻地，意图强行将这些元勋带走。

在严格遵守不反击、不回骂的军规约束之下，“造反派”在军队驻地行动自如，仿佛置身于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劫持至北京西山腹地的一个隐蔽山沟，静待其上级下达下一步的行动指令。

闻悉此事，周总理面色骤变，即刻向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发布严肃指令：

“任何未经中央授权的非法抓捕或绑架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这样的做法怎能放任不管？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在我未被免职之前，我要求你们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彭真的安全归国。如果你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我将责成卫戍司令傅崇碧承担相应责任！……你们必须运用策略，保障他的安全，你们是否已经充分理解这一要求？”

傅崇碧立即回答：

“尊敬的总理阁下，我已深刻领会您的指示精神，定当全力以赴，确保使命圆满达成，请您放心。”

傅崇碧、黎虹夫妇

北京卫戍部队的勇士们对“造反派”的行径早已痛恨至极，接到此指令后，无不士气振奋，跃跃欲试，准备迎接挑战。

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发言。

“去岁，我曾力图遏制造反派间的暴力纷争，初衷纯粹，但他们却因此遭受了重伤，年轻的生命无辜地成为了牺牲品。他们却诬指我偏袒一方，恰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最终，双方皆对我发起了猛攻。此次抢夺彭铁嘴，大家务必妥善保管背包，遭受责骂时切勿还击，面对打击也要保持沉着冷静。只需用细绳将其束缚即可，无需动武。若有人过于喧哗，便用细绳将其拴起，待成功将彭真夺回后，再在途中将他解开。”

在警卫部队庄严肃穆的护航之下，那些素日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始感到了未曾有过的恐惧。警卫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彭真同志安全解救。

彭真年逾花甲，身处西山，身心俱感疲惫。数日来，他粒米未进，滴水未沾，身无长物。即便是日常如厕，亦只能以土块代替纸巾。

在生命面临严峻考验之时，平日里严谨不苟的彭真，竟能以幽默的话语，轻松化解困境。

比长征强，未亲身经历长征。

在北京，周总理宛若一棵巍峨的参天古木，为彭真等革命先辈们提供了坚实的庇护，让他们得以安然度过岁月。然而，到了1969年年末，林彪下达了一道被称为“一号令”的指令，将这批资深干部逐一调往各地，实施了分化与管控的策略。林彪紧接着指使自己在各地的亲信，对这些老干部展开了持续的迫害。

彭真、张洁清夫妇

彭真被派遣至一个陌生的地域，承受着所谓的“劳动改造”。即便在林彪、江青的追随者持续施加压力的艰难时刻，彭真未曾屈服，他坚信党组织终将驱散迷雾，揭示真相。

在这片土地上，农夫们秉持着纯朴的民风，满怀真挚的情感，对那些资深的前辈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彭真深知，与这群人相处，他能够更深刻地洞察这场政治风云的真相。因此，他更加坚信，终将有一日，阴霾将散去，人民将重新迎来晴朗的蓝天。

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彭真的政治处境逐渐转缓，得以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他内心充满信心，坚信不久的乌云终将散去，而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将得以昭雪。

终至这一天，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覆灭画上了句点。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政府正式作出决定，恢复彭真的名誉。

来源：人民网、凤凰网

我的父亲彭真

作者：傅彦

自父亲于1997年离我们而去，至今已走过十五个春秋。每周，我总会前往八宝山，对他的陵墓进行一番清扫，与他低声交谈，那份思念之情，愈发深沉。

对前辈共产党员的追忆，不仅仅是出于女儿对父亲的缅怀之情。我深记于心的是他们那份对人民的无私奉献，以及对民众的深切关怀。正因这种情怀，我们的党才得以壮大。若我们丧失了这样的精神，又怎能维持党的强大？

1923年，我的父亲投身于共产党的怀抱，与党的成长历程紧密相连。自幼年起，我始终未曾远离父亲的身边，唯一例外的是在那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因遭受无端的冤屈，他入狱九载，我们父子分离。对于父亲的爱，我自是情深似海，但真正深入理解他，却是在他离世之后。在参与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工作的过程中，我有幸得以深入挖掘父亲的生平。他所留下的丰富档案资料，均由我悉心保管。每当父亲完成一份文稿，我便将其珍藏于保险柜中，日积月累，竟占据了七八个柜子的空间。这些档案，几乎全部是他的手稿。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未详细记录下这些文稿的具体场合与日期。在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的十六年时光里，我才得以细致地研究父亲，全面地勾勒出他的一生。

父亲两次入狱。

我深受父亲一生传奇经历的震撼。他曾两度身陷囹圄，第一次是在1929年至1935年间，被囚禁长达六年之久。这段岁月，他身为共产党人，身陷国民党的牢狱之中。在狱中，他不仅庇护了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及新任顺直省委（即后来的北方局）书记，更挺身而出，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同志们进行了五次绝食抗议行动。面对狱中的严酷刑罚与恶劣环境，他身患肺结核、咯血之症，更不幸染上痢疾。其中一次绝食长达21日，已超越常人所能承受之极限。狱吏为求他存活，不得不往他鼻孔和口中灌水。他的腿上至今仍留有一道深疤，那是戴脚镣留下的痕迹。然而，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坚忍不拔，直至刑期届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监狱方面被迫答应他们的要求，设立了一所小型图书馆。正是从那时起，父亲开始接触并系统地学习法律。

在“文革”那动荡的十年，我的父亲再度被囚禁，长达九年之久。在此之前，他的职位已是相当显赫。因此，我们全家都深感忧虑。他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北京市市长等重要职务。如此一位高层领导，忽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遭受批斗和牢狱之灾，我们不禁担忧他能否承受这巨大的冤屈。后来询问他，那段九年的狱中生活是如何度过的？他回答道，在狭小的牢房里，他始终在思考国家大事。借鉴过去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经历，他深知不运动会导致身体机能退化，于是每天在仅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来回走动，锻炼身体，学习英文，练习京剧。到了1972年，当我们获准探监时，父亲虽然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体力及嗓音依旧，与那些因禁锢而失去言语、行动能力，甚至精神受损的老同志相比，他的状况堪称良好。

父亲的一生有长达15年的时间在牢狱之中度过，而他的党龄已近75载，意味着他平均每5天中就有一天是在铁窗之中度过。

他在监牢中深思熟虑国家大事，深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自我纠正错误，坚信自己的冤屈终将得到公正解决。在狱中，他对法律和重大事件充满思考，那时我曾送给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以及画报。我担忧他长时间凝视单调的白墙会对视力造成损害，因此特意送来五彩缤纷的人民画报等刊物，以保护他的视力。面对没有笔和纸的困境，父亲以他那双粗犷的老农之手，将牙粉袋（过去用纸包装的牙粉）和画报撕成细条，用嚼过的馒头或米饭作为浆糊，将它们粘贴在书籍中作为重点标记。就这样，他阅读了三十多本书籍。1979年平反后，他仅用三个月时间便领导制定了国家的七部根本大法。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在狱中对法律的深入研究，第一次入狱时他开始接触和学习法律；第二次入狱时，他则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那时他已经77岁，81岁时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直至90岁才完全退休。总之，他的一生确实非常不凡。

二、父亲未曾入中央常委。

过往，父亲深得毛主席的青睐，身为一位干部，无论会否超过两人，他的身影总会在场，有时即便没有会议，也会被特别召唤，因此我们常常难以目睹他的身影。我们已然入睡，而他仍在毛主席身边或参与会议，直至我们次日清晨上学，他方才入眠。然而，在“文革”期间，他首当其冲遭受批判，即便如此，父亲从未有过一丝怨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举例来说，他曾是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七大时，常委会被称为中央书记处，其时五大书记分别为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及任弼时。毛主席前往重庆时，出于安全考虑，父亲与陈云被任命为书记处的候补书记，其地位至少位列第六或第七。待到八大召开，毛主席表示，随着全国解放，各方英才齐聚北京，领导层内部亦需实现平衡，因此父亲并未进入政治局常委。对此，他并不介意，只要能从事工作便足矣，他的口头禅便是“只求工作”。随后在十二大上，他已担任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通常情况下，委员长并非常委，但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并未被纳入常委之列。他仅淡然一笑，表示“无妨”，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六届人大，使其工作成效显著。众多长者皆称，六届人大是心情最为愉悦、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届人大。

三、直面批评，求实诚信

1949年，我父亲抵达北京后，遭遇了不少误解和指责。诸如对古建筑的保护、大马路主义以及大广场主义等，他承受了诸多非议。当时，天安门广场的三座门阻碍了交通，面对这一难题，他采取了怎样的解决办法呢？有人认为这三座门不应拆除，因为这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我父亲便亲自坐上一个马扎，观察了一天的车流量，并思考如果保留这三座门，交通将如何应对。他提出，设想未来北京车辆将增至三百万辆，现道路如此狭窄，该如何解决？至于大马路主义，有人主张长安街应修建30至50米宽的道路，而我父亲则建议150米宽，却因此被指责为追求过于宏伟。他指出，当前车辆数量不足一万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增至百万甚至几百万辆，我们必须具备前瞻性，为后代留下发展空间。如今，宽阔的马路仍显不足。至于保护古建筑，有人建议将新城区建在西郊，但初到北京时，您可知情况如何？北京市内规模较大的工厂仅有11家，其中一家是酱油厂，最大的则是年产4.9万吨生铁的钢厂。实际上，老北京是一个纯粹的消费城市，拿什么来进行建设呢？蒋介石撤退时将黄金带到了台湾，国库空虚，北京城内工厂寥寥无几，完全依赖消费，大量人口失业，民众连温饱都难以保障，再建一个新城市，谈何容易？

现在以今天的眼光批评那个时候，得按照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来批评。但当时父亲都不吭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他作为北京的大管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心，都要考虑周到。当时他要求在北京建煤气厂，不能让老百姓带着蜂窝煤住楼去。如果住楼房一家一户都用蜂窝媒，会是什么景象？然后就是修水库，密云水库到现在还是咱们关键的水源地。北京人还爱吃芝麻酱，再困难北京市民没有芝麻酱不行，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分配一人二两芝麻酱。关键是这二两芝麻酱你知道当时有多难弄？北京这么多人，一人二两，加起来是多少？但是他理解北京市民们的生活需求。有一次傅作义夜里打电话给父亲，说王府井的便道坑坑洼洼、一脚高一脚低的太不好走了。第二天上午他就给傅作义打电话，让他去看看，路全铺平了。所以父亲有他特强劲的一面，也有他特细心的这一面，他把老百姓的生活想得特别细致。那时候还有人批评市委大楼，盖那么好的一个市委大楼，其实那是盖人民大会堂剩下的砖瓦盖起来的。而且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包括北京站，当初设计时听了多少人的意见，到现在看都觉得特别雄伟，没觉得多土、多过时吧？另外我父亲集思广益，这是他一辈子的特点，哪怕是才十几岁的小孩子的一句话，如果有道理他都听得进去。所以，父亲在基本决策上的事，失误不是很大。他去世以后我采访杨尚昆，杨叔叔说：你父亲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央工作没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其实这就是得益于他事先集思广益，想得很全面、很实际，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最后决定的事，决策的事，应该就是比较正确的，错误不是很多的。

四、干部之刚柔

父亲一生饱经风霜，承受了诸多不公，然而他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这让我深感他的一生毫无遗憾。他忠实地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从入党至今75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我想分享一下他对干部的庇护之情。有人认为父亲显得威严，仿佛脾气颇为暴躁，然而，作为一名女儿，我从亲身经历和过去16年的深入研究来看，深知父亲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首先，他具有强烈的领导力，一直担任着首要领导者的角色。

毛主席委以他的工作总是重中之重，这无疑是对他能力的极大认可；然而，在情感的深处，他亦展现出了无比的柔韧，尤其在关照干部方面更是如此。这让我深感其间的感人故事。自父亲1929年入狱之后，新任的顺直省委（即后来的北方局）书记，因叛徒的出卖同样被捕入狱。然而，叛徒并未知晓父亲的真正身份，只知道他是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并且知晓他曾担任过顺直省委的组织部长。鉴于父亲的身份已经暴露，在审讯中他毅然决然地说：“我是新任的省委书记。”因此，那位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得以保全身份，仅被囚禁了11个月便获释，而父亲则被判为政治犯中最严厉的刑罚。后来，随着日本人的入侵，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赦令，所有重刑犯的刑期均减三分之一，父亲的刑期因此缩短至六年。1935年，他刑满出狱。这是我首次得知，为了保护其他干部，他甘愿承受六年的牢狱之苦——当时的判决原本是九年。

再次回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文革”之所以首先将他置于批判的焦点，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他力保罗瑞卿。实则并非单纯的庇护，而是坚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罗瑞卿所面临的问题性质如何，便应如何对待，他坚决不予夸大。当时，罗瑞卿审查小组成立，邓小平担任组长，而他则是副组长，与叶剑英一同负责。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打招呼会议，确立了小组的组建，随后便前往三线工作。最终，该小组撰写的关于罗瑞卿结论的报告，我父亲并未签署，原因在于他坚持对罗瑞卿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同意报告中的结论。

众所周知，对于吴晗的情况，父亲将其视为单纯的学术争议，而非政治纷争，坚信吴晗等人对党和祖国充满热爱。因此，任何有关批判吴晗的文章或小册子，在父亲不允许下，均未在北京公开发表，地方报纸也未予以刊登。保护这两位人物，正是他遭到批倒的诸多因素之一。至于其他原因，或许将永远成为未解之谜。无论如何，他是首批遭受打压的对象。

昔日，父亲分管着政法事务，台湾事务以及向其他国家派遣特工的任务亦由他负责，然而，这一切均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准。“文革”期间，那些被派往各地的特工人员险些被定性为叛徒。我父亲挺身而出，明确表示，所有这些行动均是我所批准，我对此承担责任，无需他们分毫担忧，并亲自加盖了红手印。我手中保留着这份宝贵的原始文件，公安局警察博物馆中亦存有一份副本。刘涌便是当时那批特工中的一员。1978年底我们返回北京时，刘涌痛哭流涕，感激地说，若非我父亲相救，他的性命恐怕难保。

在我看来，父亲身上展现出了刚毅的一面，然而他对干部的关爱却是真挚而深沉。他对干部的要求极严，严格到连一个字写错也不可容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然而，在批评过后，他对干部的态度便如同一位慈父与子女围坐一堂，无论你如何言辞，如何辩解，他都能宽容以待。

彭真、张洁清

五、鱼水关系

我父亲接触群众很有方法。因为他小时候种地种到18岁，解放前长期搞农民运动，也领导工人运动，所以他跟工人、农民接触的时候很容易，有不少农民、工人的朋友。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方法他也懂，他不靠说教。像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大夫，是妇产科专家，我父亲进了北京以后是第一书记，到协和医院看望林巧稚，林不见，说耽误她看病人的时间。最后父亲怎么见的？我母亲生了我弟弟，林巧稚需要到家里家访，我母亲通知父亲赶快回来，说林大夫要来家访，我父亲才第一次见林巧稚。父亲对她也不说教，就把她和儿童医院的老院长诸福棠拉到龙须沟，让他们看龙须沟的生活条件，他什么都不说，看完以后回家来吃了个便饭。龙须沟修好了以后，又带着这三四个专家去看，林巧稚由此彻底服了我父亲。她对我说:“是你父亲让我认识了共产党。”

父亲从不曾以说教的方式教导我，他总是以事实为依据。龙须沟，那曾是臭气弥漫的污水沟，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它得到了修缮，而其他地方却未能幸免。因此，林巧稚医生与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尤为亲密，我的生命也是她所挽救的。“文革”期间，我遭受了血崩的困扰，林医生面对他人的批判和指责，即便她被批斗，被指责为为黑帮头子的女儿治病，她依然坚守医德，细致入微地为我治疗。若非她，我恐怕无法存活至今天。

即便远赴海外，父亲亦未曾忘记与工人阶层保持密切联系。记有一次，他出使南斯拉夫，虽有人为他精心规划了行程，他却并未拘泥于既定安排。当他们途径该国一处闻名遐迩的工人茶馆——工人们在结束一天劳作后常会聚集于此品茗歇息——他毅然决然要求停车，步入茶馆，与人畅谈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他从不曾将自己视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也从不自视过高。时下，有些人过于看重自己，追求各种规格和待遇；而他的父亲，则只求安于本职工作。在商县，他曾成功调解了一位老农家中闹矛盾的夫妻，对于此事，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认为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坦白讲，这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深厚的鱼水关系。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我尊敬父亲，并非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而是经过这16年的深入研究，我认定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身份。

六、父亲言：“无憾此生！”

与父亲的关系颇具趣味，常常是我们在夜晚沉入梦乡时，他尚未归来；而当我们清晨醒来，他却又正沉睡。偶尔，当父亲闲暇片刻，母亲便会召集我们这些孩子，让一家人欢聚一堂，借此让他得以放松身心。有时，恰逢用餐时分，我们还能与他共进一餐。每逢周末，其他孩子们或是前往动物园、博物馆、商场，而我们的周末，若父亲能抽空带我们外出，目的地要么是麦田，要么是车间。他这是在巡视工作，顺便也带我们领略了城市的另一面。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地接触农民和工人。

自父亲年事已高，正式退休之后，我们方得日夜陪伴在他身边。然而，他的言行举止依旧离不开公文堆叠、交谈深思国家大事，即便众多领导至家中拜访，亦多以公务相谈。

我对商县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那里是我父亲出狱后我和母亲被安置的地方。在商县，我们依赖煤饼子取暖，将煤粉与泥土混合，晒干后制成煤饼子，每三个月就得购买一次煤粉，那时的价格大约是五六十元，这笔钱来之不易。我们曾一度为此陷入困境，甚至差点只能以窝头和盐水为食，可见当时生活的艰辛。1978年底，当我们被允许返回北京时，我带着装米的坛子、缸，还有那把破旧的椅子，以及父亲亲手制作的凉鞋——那是由男孩穿的懒汉鞋改造而成，鞋面上剪了四个洞作为凉鞋使用。我之所以带走这些，是因为担心回到北京后仍会过上那样的日子，这些物品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如今，太原建立了彭真纪念馆，那些物品成了他们眼中的珍宝，被小心收藏起来。

在商县的日子里，尽管生活艰辛，然而那份愉悦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那份家的温暖与天伦之乐，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也是未来难以再得的。我们与父母得以朝夕相伴，享受着普通家庭应有的宁静生活。记得母亲在生产哥哥时，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连暖瓶都难以提起。父亲便承担起一切家务，为她烧水、倒水、扫地，还要清理尿盆——那时的简易小平房里并没有卫生间，父亲不得不外出至远处的公共厕所，完成这些不便的任务。由于我白天需外出工作，做饭的重担便落在了我的肩上。由于炉火不旺，父亲便搭建起了搪炉。他极强的自理能力，源于多年在农民和工人中的生活经历。我们在家门口开辟了一块菜地，种植蔬菜。这并非单纯的乐趣，而是在当时贫穷生活下的无奈选择，种菜能省下一些开支。这是一家人经历九年分离后再次团聚，得以如此亲密无间地生活，那真是我和父亲都难以忘怀的日子。后来，父亲常常感慨，若能再回商县一游该有多好。

父亲虽然退休了，但是也和在商县的生活不一样，因为父亲还在政治生活之中，没有像在商县那样完全脱离政治中心，享受纯粹的天伦之乐。他年纪大了，谈话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在旁边给他当翻译。另外他要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给中央写信，提出来不能给农民打白条，还有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样改革等。另外，他还曾写信给当时一些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什么职务都不要，他说：我就是公民一个、党员一名，什么职务、名誉都不要。我们家一年到头，总是来很多人，愿意跟他聊聊天，听点建议。还有的人，当时还在职，说要(从谈话)补充点力量，所以来谈话的人很多。再有，就是在1991年之前，他坐火车视察，每到一个县停一下，然后跟县长、县委书记直接聊，聊着聊着他就能听到真正的东西。他有时候给点建议，人家就会觉得还行，确实直指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他的建议。

父亲每天的生活，看文件是一大块，看报纸、参考消息是一块，然后是读书，不光是理论书籍，还包括学英文，一直学到去世。再就是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1991年他偏瘫以后，又加上每天的肢体锻炼，特别辛苦。他希望恢复健康，继续做些工作。他非常自强，就是想一定要学会自己能够自理，胳膊腿还能够自如伸展。你像他右手坏了以后，就练习用左手，没多长时间就可以夹黄豆吃了。还用左手练写字，一般人用左手的话很困难，要是我怎么也不会，他就硬学着自己能夹黄豆吃。然后扶着双杠练，自己练习走路。这时，锻炼是他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另一大块内容是跟各级干部，包括一些老乡们谈话。他的生活排得特别满，他认为这都是工作，谈话也是工作。有的人说跟他谈话像增加了营养似的，像充了电似的。1997年春节，前来探望的人我们有一个大名单，这是作了记录的。所有的常委全都来了，而且是一个一个来的，每个人都想跟他谈一点什么，此外还有很多干部。大年初一那天，我说爸你太累了，今天谁也别见。结果他还生气了，又叫来一批人，然后初三就病了。在医院住了75天，就走了。他在世上最后一句话不是跟我们说的，还是工作。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实际上他是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

最明显的是1992年那次生病。1992年那次他病得很重，整整病了一年，医院报了四次病危，后来出院了。那一次他表现得特别坚强，非常顽强。最后这次因为是来得太凶猛了，我75天没脱衣服死守着他。他一直手握着拳头，到走的前三天拳头松开了，我就把我妈妈、哥哥、弟弟叫到医院来，我说爸要走了。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这手一松，我知道他要走了，意思是他就不再抗争了，也没法抗争了，都95岁的年纪了，抗不过去了，精力、体力已经消耗尽了。想想看，这一辈子住了15年监狱，受了那么多冤屈的人，还能活到95岁，他要是有那么多私欲，就得有好多烦恼，他就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在“文革”之前，周恩来曾忆及，自己与彭真堪称最为忙碌之人。事实确实如此，这不仅指的是他领导制定的那几部法律时的工作繁忙，更是指他一直保持着如此高强度的节奏。父亲每日的休息时间大约仅有四至五小时，若能保证四个半小时的睡眠，便已算是状态极佳。坦白而言，他几乎无暇休息，所谓的休息不过是散步，夏日里偶尔会游泳，至于其他运动，无论是桥牌还是舞蹈，他皆不擅长。因此，我也承袭了这一习惯，除了游泳和散步之外，别无长物。秘书和警卫员亦然，他们对舞蹈一窍不通，从未参与过。父亲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工作上。

当父亲初次病情加重之际，他轻声吐出：“我此生无憾！”直至那时，我才真正领悟他此言何意。他确实以他的一生，乃至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毫无个人私事，他的全部便是工作。无论身处何地，即便在商县那段时光，那些农民、工人、干部，在他漫步时亦会围拢过来，与他畅谈心事，无论是夫妻间的争执，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无所不谈。而他总是乐在其中，将这些视为自己的职责。这正是我的父亲。因此，我之所以用“震撼”来形容他，是因为他的一生历经坎坷与挫折，但精神却始终坚不可摧。从这，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忠诚、坚韧与无私。无私故无畏，无论遭遇何种境遇，他依然坚守岗位，为党的事业而工作，故而无悔。直到他离世后，我才逐渐领悟到这一切。

七、父亲对我的影响自1949年2月我们搬入此宅，至今已逾七十年，房屋的一砖一瓦均未曾有丝毫改动。直至朱镕基总理莅临，方才决断，这座居所亟需刷新，墙皮剥落严重，这才得以粉饰一新。自那时起，父亲便未曾允许对房屋进行任何改动。他常年在楼上安寝，即便卧室在夏日常遭雨侵，他亦不允许进行大修，认为如此方能体现机关的朴素。因此，我们虽在此成长，却从未将其视为真正的家，而更像是一处机关办公室。即便如此，我们心中充满感激，因得以在机关内居住，得以日日与父亲相伴，否则恐怕连父亲的身影都难以寻觅。如今，母亲已迈入百岁高龄，依旧居住于此，依旧住在那间漏雨的卧室中。

父亲在日常生活上始终保持着朴素农村的生活风格。在饮食方面，只要有葱蒜相伴，加之一些面食，他便觉得心满意足。至于那些珍馐美味，他却总是说不喜欢。穿衣打扮亦如此，我们至今仍穿着布鞋，他在家中亦是如此。他既不喜，也不许家中堆砌过多的物品。我们家中客厅，原本仅摆放着两件物品：一件是来自福建同乡赠送的木雕牛，另一件则是煤矿工人用煤焦石雕刻成的狮子。

作为子女，若父亲只需打个电话或写张便条，事情便能轻松解决，但他从未这样做过。我们从未要求父亲代为开口办事，这样的情况从未发生。父亲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相聚时，无不深切怀念。大家回忆起那位“老爹”（我们称呼父亲为“老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未曾屈服；当父亲担任委员长时，我们亦未曾巴结，更未借此机会求领导批条子。父亲在世时，未曾利用职权为自家谋取私利，这正是我们家的家风。举例来说，近期整理照片时，我发现了一张胡志明主席访华时的合影。那时，我们家的孩子们纷纷围绕他，合影留念。我小弟弟当时可能只有十几岁，站在最前排。我翻看照片时惊讶地发现，他当时竟穿着一双我赠送的条纹花袜子和一双我穿小的带带布鞋去见胡志明。父亲母亲从小就教导我们，对吃住等物质条件不要过分追求，我们家第三代亦是如此。此前，全国政协报的记者采访过我，递给我一个菜篮，我就是邻家的大嫂；拿着书本夹子，我就是学校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平凡的普通人。因此，我认为我们自身也能证明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父亲对我们几个儿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我父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我这么个独生女，按说很宠的，但说实话，和我一样家庭的孩子，都穿布拉吉这样的花衣服，甚至有首饰、发卡啊，我都没有。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和哥哥的衣服改的，后来两个弟弟比我高了，又穿弟弟的衣服。上大学了，我穿的还是那时候叫的确良、卡吉布料子的衣服。前些日子我去看我大学时的系主任，他还说“穿一身蓝布褂子、穿一个带带儿的布鞋，进教室溜边走，说话像蚊子式的，那就是傅彦”。上小学时，我被从子弟学校转到普通学校，中学不让我上师大女附中，让我上女一中，他要让我做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孩子。好不容易毕业了，可以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好好玩。父亲他们到北戴河开会可以带孩子去，哥哥弟弟去了，父亲把我送到红星农场养了一个月的鸭子。小时候，我曾对此感觉委屈，不理解父亲。现在想来，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我(自认为)才成为没有骄娇二气的人。

父亲对我影响深远，首要便是教导我胸怀宽广，不计较琐事。每当我在学校与同学发生不快，尤其是高中、大学时期，父亲从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而是与我探讨起密云水库的建设进展，哪些问题得以解决，哪条道路得以修缮等等，这样的讨论立刻拓宽了我的视野。身为女性，似乎更容易纠结于小事，然而父亲的教育让我拥有了宽广的胸襟，这正是父亲对我深沉的爱意。他从未对我施以拳脚，亦未曾严厉地责骂过我，更未曾正式地通过谈话对我进行教育。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诲，使我能够跨越“文革”的艰难岁月。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会选择结束生命，而父亲在监狱中最为担忧的也是我是否会选择自杀。然而，我最终坚强地挺了过来。即便身为女性，我的胸怀却比某些男性还要宽广，不计较得失。

第二就是没有什么私欲。这点我现在明白了，没有那么多欲望就没有那么多烦恼。比如说，我是1984年任正厅级干部，做总经理，一直到退休，做了24年正厅级干部，从没要求过待遇。再就是吃住方面，我也没什么讲究。我身上的衣服，就是普通市场买的，舒服就行，不讲究品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被宠得太厉害了，其实不怪孩子，还是怪大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不一定是说教，现在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孩子走自己让孩子走的路。但是结果，孩子逆反心理强，追求名牌，追求享受。我们小时候父亲没时间管我们，只能靠自觉。父亲是北京市的大管家，操心市民的用水用电，连芝麻酱都操心，但是我们家的事他却很少顾及。我经常笑他，说他可能连人民币都不认识。他兜里从来不装钱，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水收一毛钱，跟他收钱时，他说，我没钱找我女儿要钱去吧！但父亲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他只管我路走的正不正。

因此，我认为我的父亲的一生堪称非凡。他出身贫寒，仅完成至小学六年级学业，却成为了党内公认的杰出理论家。尽管他的学历仅限于小学，但他求知若渴，闲暇时刻便沉浸在马恩列斯毛等经典著作的阅读中。对于书中他认为的关键章节，他反复研读，以至于有时连秘书都难以找到出处，而父亲却能清晰地向他们指出具体是哪篇文章，大约在第几页，可见他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之深。而且，他将这些理论巧妙地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例如，在晋察冀时期，他致力于发展农村根据地；而到了东北，他则认为工作重点应转向城市，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过分关注农村，因为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毫无私心杂念，一生致力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真正践行了一生的奋斗精神。这正是我的父亲。

彭真女儿傅彦

早年，我父亲再度派遣我下乡，命我养鸭，意在让我领悟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如今，我亦以同样的教诲引导我的孙子：你也是凡人，无权挥霍父母的财产，或对他人生发号施令；而你已长大成人，是时候孝顺父母了。我正是以此为榜样，自侍奉父亲以来，又转而照顾母亲。如今，母亲已迈入百岁高龄，我依旧为她清理大小便。去年年底，她不幸生病，卧床不起，而在此之前，她一直都能自理。母亲正在逐渐康复，或许还能再次站立。我父亲那一代人，坦白说，一生只知“奉献”二字，别无他求。我父亲虽然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但本质上与老一辈革命家并无二致。他们忠诚、坚韧、不屈不挠，心中始终装着百姓，许多方面都展现出共性。现今，谈论政治的关键在于强调“奉献”，因此，我们在谈论政治时应当理直气壮。若不如此，恐怕真的会如毛主席所担忧的那样，从第三代开始衰落，到了第四代、第五代，甚至会认为外国月亮更圆，正如我的小孙子所表现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自上而下，理直气壮地谈论政治。让现代人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