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此君堪称聪慧且才华横溢。在我心中，他的才华似乎超越了学识，而学识又胜过德行，遗憾的是，他的德行似乎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消磨。

威信大降。

陈伯达凭借其文采闻名，曾一度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重要人物。然而，他究竟是如何从巅峰跌落，最终遭受重创的呢？

陈伯达非政客之流，他对政客的生涯并无向往。政客生涯意味着奔波劳碌，四处奔走，发表演说，而他对此类活动并不擅长。即便是在正式场合发表讲话，他也难以维持五分钟。

在延安，我察觉到他的志向仅在于成为一名政论家。他渴望自己撰写的文章能够引起全党的瞩目，乃至全国的关注，这便足以让他心满意足。

他毕生的笔耕，始终紧扣着最高领导的脉搏，均为奉命而作。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他加入《人民日报》的行列，便能即时挥毫泼墨，撰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时代之作。

《荡涤世间妖魔鬼怪》，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场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紧急号召，此口号犹如一颗震撼全国的原子弹，怎能不令人震惊？

历史业已证明，随着该文章的问世，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实则已告终结。文章所针对的横扫对象，实则亦囊括了他自身。他的影响力已至巅峰，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举既毕，便再无他物可供扫荡。

因此，并非自1971年庐山会议对他进行批评之后，他的地位才开始下降，实则是在该文章发表之际，他的重要性便已实际削弱。

非但如此，该文问世后，他的行为反被用作指控其罪行的证据，指责他效力于林彪，损害了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种种罪名叠加于他之身。

“文革”期间，江青担任了主要指挥角色，而陈伯达则显然并不擅长此类工作。唯有江青，才敢于对陈伯达以“老夫子”之称，时而左呼，时而右唤。实则，这背后透露着对陈伯达的讥讽与轻蔑，暗指他除了撰写几篇文章之外，并无其他用处。

自此，陈伯达沦为批判与被打倒的对象，跻身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进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陈伯达在延安时，深受青年们的敬仰。然而，进城不久，他却迅速沦为部分人嘲讽与讥讽的目标。

1951年5月初，全国首次宣传会议如期召开，与会者包括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以及王惠德。我对他们均颇为熟悉。有趣的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言谈举止颇为随意。

陈伯达在台上发表了约二三十分钟的演说，未曾想，王宗一便率先发起了挑战。他的言辞颇具锋芒，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呵，呵，瞧这厮，又来了，又来了。”随即，其他几位亦纷纷加入了对他的讽刺。

彼时，我目睹了他的声望急转直下，非仅个别同仁对他如此，整个宣传部的众多处长亦将他当作笑谈。

除却于光远，在延安时期，众人对他的敬重无以复加，然而至1951年，却纷纷以讥讽之词相加，我坚信此等现象并非毫无缘由。而今，于光远尚在人世，而彼时之人，皆已长眠于地下。

我与陈伯达相识。

我与陈伯达的交往并不频繁，仅有几分直接的个人联系。追溯至1941年夏日，正值整风运动前夕，彼时他似乎并无明确的官职，而仅仅是凭借其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居于延安一隅。

传闻他曾担任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一职。若此言非虚，那也不过是虚挂名号，实则对那些事务鲜少过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处何地，担任何种职务，都似乎是个坐享其成的角色。

在1939年至1940年间，延安地区成立了一系列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均由上级领导机关发起。其中包括了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以及马列主义研究会等，种类繁多。

我受命于马列学院参与了两场学术研讨，一场是由陈伯达负责主持的三民主义研讨会，另一场则是由王明主持的马列主义研讨会。在陈伯达主持的三民主义研讨会上，他东拉西扯地发表言论，我们只能边听边学习。

在延安岁月，自1941年夏日始，他肩负起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重任，而我便是其中一名研究人员，隶属经济组。陈伯达给予我们的影响，便是那独具特色的“个人讲学”。每当夜幕降临，晚饭过后，我们便带着板凳，前往他的窑洞，聆听他的精彩漫谈。

陈伯达居于窑洞之中，洞内设有一小炕，他正安卧其上。我们尚在二十岁左右，而他却已步入四十余岁，堪称前辈。他体型略显丰腴，身形矮小，性格随和，令人倍感亲切。

窑洞内部最多可容纳十余人，若满员则难以入内，于是我们便在外围倾听他的闲谈。他无所不谈，无论是天上之事，还是地下之闻，均能信口开河。

偶尔，他提及与毛泽东谈论过的往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住处的座上宾中，除了公事交流，似乎只有陈伯达能够随意交谈，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

周恩来与朱德谈论公务，而陈伯达则不然，他前往的目的并非公事，而是聆听毛泽东的闲谈。毛泽东同样需要消遣，亦需与人闲聊。陈伯达此人涉猎广泛，思维敏捷，毛泽东时常会召唤他。

陈伯达向我们传授，毛主席曾强调，曾国藩的家书是值得一读的佳作。然而，在过去，共产党曾将曾国藩严厉抨击，即便如此，我们为何不能阅读曾国藩的作品呢？陈伯达进一步指出，曾国藩的家书文辞优美，内容务实，阅读此书并无任何坏处。

普遍的马列主义者，不仅包括我们这些青年，还有那些入党已逾二十载、年约四十的同志们，他们普遍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对曾国藩的指责尤为激烈。陈伯达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提出了“自然而然革命化”的方针。他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完全采取强制手段推动革命并不可取，有些事情需要耐心等待，待其自发趋向革命化，届时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总体而言，陈伯达在延安期间的政治地位尚显不高，彼时他甚至并非中央委员，然而。威望凌驾于延安所有文化人之上，甚至远超周扬等人的威望。当时，延安的党内与党外文化人士共计恐怕有数百人之多。

陈伯达在延安整风中的重要性显著。

延安整风运动，自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始。大约在1942年左右，陈伯达撰写了两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于塑造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犹如翻开了党史新的一页。

今暂且不谈，以免违背史实。事实上，在延安时期，我们曾多次研读这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另一篇则是《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该书在解放后出版单行本时，或许更名为《关于十年内战》）。

这两篇文章在理论层面首次明确指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始终展现出了正确的方向，他是无可争议的唯一正确领袖。

这两篇文献对于确立该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支持不遗余力，他坚决拥护毛泽东，视其为中国共产党唯一无误且至高无上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众所周知，此书并非出自其手笔。书中阐述了未来统一、建国及强国的愿景，强调一切事务均应由国民党领导，认为中国的命运以及国家未来的走向，尽在国民党及蒋介石一人之手。若脱离蒋介石，则万事难成。

陈伯达受命撰写了一篇评论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文章。毛主席亦对文稿进行了多次修订。此文佳作在延安得以刊发，占据了报纸的两三版篇幅。

陈伯达曾向我们传授，撰写文章时，应效法梁启超的笔法。他对梁启超的文风尤为推崇。他提及，梁启超曾言，文章之笔端当常携情感，唯有如此，方能触动人心，引发共鸣。在撰写文章时，他尤为注重这一点。他的《评中国之命运》便是明证，全文洋溢着革命的热情。此文并非单纯地反对蒋介石，亦非盲目地支持共产党。

我仅此阅读过该文一次，但时至今日，其中的片段仍历历在目。陈伯达在文中提及1927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以及众多革命者的惨遭屠杀，仅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那一幕。即便过去了数十年，这段描述依然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他言辞激昂地表示：“蒋介石所犯下的罪行，血流成河，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实在太多”，反复提及，通常仅用两次，他却连续三次道出，令人深感悲痛。即便如今提及，仍不禁泪眼朦胧，此情此景，真可谓“言语虽尽，悲情难竭”。

陈伯达的文笔，自共产党成立以来，其感人至深的力量实属罕见。在积极语境下，此乃《评中国之命运》；而若置于极端负面的解读，则沦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笔锋所至，情之所系，字里行间流露出“杀，杀，杀”的强烈情感。。

陈伯达的教训

陈伯达亦对毛笔字情有独钟，其挥毫泼墨，堪称天赋异禀。纵然练字不勤，但所书之作，既显豪放之态，又流露出潇洒之风。他所出版的小册子封面，无不出自其手笔。彼时，众人对他的才华无不心生敬佩。

陈伯达其人，留下了诸多深刻的教训。他才华横溢，却未能投身于学术研究。他全然迎合当时特定的政治需求，只要此需求与个人仕途相契合，便动笔撰文、著书立说，不惜扭曲历史事实以支撑其观点，而非基于事实构建自己的历史论述。

陈伯达的一生，纵然著述颇丰，然而回顾今日，其在学术领域内具有坚实根据、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恐怕寥寥无几。

陈伯达的一生，宛若一面映照世事的明镜，对从事理论史学研究的人而言，堪称宝贵的借鉴。之所以陈伯达能够如此，乃因他聪颖过人，却缺乏扎实深厚的真才实学。倘若他能够效仿党内其他学者，如范文澜那般，终身致力于学术研究，其成就或许能超越范文澜等前辈（范文澜虽具备深厚的学识，却不幸在后期被简化的“阶级斗争论”所束缚）。

陈伯达的一生，实质上与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等所谓的学者相仿（尽管我认为陈伯达在智慧上远超他们，因为他们不过是些任人摆布的工具罢了），一旦时过境迁，他们所留下的东西皆沦为无用之物，甚至沦为荒诞不经的胡言乱语。

在学术领域，陈未能奠定坚实的成就。无论是陈判是否被判刑，陈所著书籍的参考意义虽存，然价值有限。以陈伯达为戒鉴，得以察其成败得失。

然而，在众多受罚者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无疑是陈伯达。他与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截然不同。

他是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这一点，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他常给我们讲，虽然话说得平淡。

遗憾的是，若一个人未能将人民福祉置于首位，仅仅追逐名利地位，忽视事实的坚持，纵然著作等身，亦无补于事。那时已有识之士洞悉其本质之不堪，而未来更将沦为无用之物。

历经七十余载，我这位晚辈亦见证了此类人物的风云变幻。如今，我深知一切违背历史真相的事物，无论言辞如何华丽，终究难逃时人的嘲讽，乃至最终的破产覆灭。

陈伯达留下的教诲，其深刻性不容忽视。对于一个文化人、一位作家而言，仅仅追逐潮流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应深思，自己的作品是否经得起良心的拷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真正对得起中国人民。